“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作出重要講話，里面有兩句話分量非常重。他說，在相當長時期內，家庭經營仍然是我國農業生產的基本力量。因此，要用周到、便捷的社會化服務把家庭經營納入現代農業規劃。”4月28日，中國農業科學院的農科講壇迎來今年第三位主講人——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
陳錫文認為，上述判斷和方法的提出是非常符合中國實際的，這涉及到的是農村經營體制的創新。
當前，我國土地流轉速度驚人。到2014年底，家庭承包土地流轉達4.03億畝，占整個家庭承包土地總面積的30.4%。“也就是大概有6000萬個家庭流轉出了土地，占農村家庭的25%。”陳錫文說。
然而，過快的流轉速度卻面臨著規模適度的問題。規模太大，承包人承擔不了過高的風險，有可能最終“跑路”；規模太小，不能讓農業經營成本降下來，也就無法獲得較好的收益，很難繼續經營下去，無從實現農業現代化。
通過在全國各地多次調研，陳錫文總結出幾種類型的農業經營體制創新。
第一種是以農業合作社形式擴大土地經營規模。陳錫文一直關注的是黑龍江省克山仁發現代農機合作社。該社創辦于2009年，當年擁有各類農機具130臺套，從播種、中耕到收獲配置齊全，但最初效益并不好。在理事長李鳳玉的帶領下，他們想方設法吸引農民以土地入社。2011年，仁發合作社以高于市場價100元，即每畝350元的價格流轉土地。由于合作社統購生產資料、機械化耕作降低種植成本，每畝比農民少花100元。應用“大壟技術”和現代化農機提高糧食產量，每畝比農民分散種植增產100多斤，畝效益仍達400多元。
合作社社員已經從2010年的7戶增加到現在的2436戶，入社土地超過5萬畝。2014年，該合作社共種植了1萬畝馬鈴薯、3700畝玉米和3000畝大豆，盈利5329萬元。入社農民每戶平均拿到紅利2.4萬元，每畝分紅922元，比當地沒入社農民每畝增收600元以上。
“現在這個模式（全國）大概有一二百個。其基本特點是消耗、成本降下來了，效益上去了。”陳錫文說。
第二種是適度規模的家庭農場。例如上海松江有幾個鎮為了保護黃浦江，政策上不允許建設工業，只能搞農業。2007年開始，當地出現了家庭農場的經營方式，往往五六個或者七八個家庭組成一個農場，共用一套農機具。
這種“種養結合”型的家庭農場，一戶農民每年在承包100畝左右糧田基礎上，再養殖年出欄量1000多頭的豬。種100畝糧食有7萬元左右的收入；養1000頭豬則有專門公司負責收購，每頭豬代養費50多元，一年下來增收5萬多元。這使得種地逐漸成為當地一份體面的職業。
陳錫文介紹，由于收益好，人們爭著加入家庭農場，規模擴大不了；但如果規模太小收入上不去又沒有人種地了。“所以，這個地方合理的規模就是每戶100~120畝，農民也覺得挺好的。”
第三種，吸引農業能人到專業合作社，尤其是生產鮮活高價值農產品的合作社。因為農業能人能尋找到優良品種，能掌握先進的栽培或者養殖技術，而且生產出來能賣掉。“這種人在農村當然是稀缺的。”陳錫文說，如果能把他們吸引進合作社，他們就能把自己的能力放大，可以輻射帶動一大批。
第四種，在一些必要的領域確實需要引進大企業，為當地建立完善的養殖體系，提高農業企業的投資規模、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如北京平谷和順義交界處的正大養雞場，跟當地農民和政府合作，租用農民土地，聯合貸款7億多元，建設了大規模養殖場，2012年后雞場還交給當地政府。
然而，我國農村大多數農民還是一家一戶的經營模式，這種模式要進入農業現代化，就要靠政府提供周到便捷的社會化服務，以彌補耕地規模的不足。每年幾十萬臺聯合收割機從南到北收割作業，黑龍江某農場用激光平地儀平整4000多萬畝土地，用500馬力拖拉機在GPS定位系統下一晝夜可翻耕5000畝地，這些就是社會化服務的典型表現。
“社會化農業服務這個方式是中國獨創的。”陳錫文說，要有一個過渡期存在，既要保持農民的發展，又要保證農業有效率地發展。那就要通過社會化服務的方式來降低農業的整體成本，降低家庭經營的成本。“政府應該做的就是進行大規模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讓更多的土地集中連片，便于大型機械化作業，在此基礎上發展大型的現代化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