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松恩（1907-1987）
戴松恩，男，江蘇常熟人。著名細胞遺傳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31年畢業于金陵大學農學院。1936年獲康奈爾大學博士學位。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曾任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育種栽培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中國農業科學院副秘書長、研究生院副院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中國農學會常務理事，1951-1961年歷屆北京市人大代表，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等職。早期從事小麥育種、細胞遺傳和抗赤霉病研究，參與選育中國第一批小麥優良品種（金大2905等），以及玉米、煙草、油菜育種等研究。1978年開始，在我國率先主持開展了小麥非整倍體的研究，為作物遺傳育種研究的縱深發展奠定基礎。畢生從事農業科研事業，為我國作物遺傳育種研究作出杰出貢獻。
戴松恩曾說：“個人的得失實在是微不足道，只有心中裝下祖國、民族的利益，個人有限的才華、智慧才能煥發出燦爛的光彩。”
師從沈宗翰，立志作物遺傳育種
戴松恩，1907年1月6日（農歷1906年11月22日）出生于江蘇省常熟市唐市鎮（今沙家浜鎮）一個貧苦的家庭。戴松恩家中沒有田地，父親在唐市鎮倪新泰米行做推銷員，但收入微薄，不足以供養全家人生活。年幼的戴松恩陪著母親去集市上擺攤掙錢養家。直到1913年，7歲的戴松恩才得到親友的推薦，免費進入唐市鎮上的教會小學——東唐市初級小學就讀。戴松恩非常珍惜這難得的讀書機會，勤奮學習。1917年6月，戴松恩以第一名的成績從東唐市初級小學畢業。9月，戴松恩升入東唐市高等小學繼續學習。戴松恩的父親由于常年在外奔波，積勞成疾，于1917年冬天不幸患病離開人世，年僅36歲。父親的離世，對一家人的生活無異于雪上加霜。戴松恩和母親相依為命，生活全靠母親擺攤來維持。然而，父親的早逝，母親的辛苦養家，并沒有讓戴松恩放棄學業，而是更加強化了他刻苦學習，掌握本領以養家的意志。據戴松恩回憶，“當時我覺得我的母親太苦了，我應當用功讀書，將來好負起家庭的負擔，尤其到十二歲的時候父親病故，更加強了我這種起（養）家思想。”
1920年6月，戴松恩又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從東唐市高等小學畢業，考入蘇州晏成中學（今蘇州市第三中學），并得到校方免費就讀的獎勵。戴松恩幼年曾目睹百姓患病難以得到救治的慘狀，又親身經歷父親因病早逝而帶來的苦痛，使他從小萌發了學醫濟世的想法。為了以后能學醫，戴松恩進入晏城中學后選讀了理科。
1924年6月，戴松恩從蘇州晏城中學畢業。由于成績優秀，7月，戴松恩被學校領導分配到蘇州教會所辦的“新民社”，擔任交際干事。1925年夏天，戴松恩在“新民社”工作一年后，覺得這種社會活動工作不適合自己，便想辭職去學醫。但是，他打聽到進入醫科大學很難，不僅學費高昂，基本沒有免費進醫科大學學習的機會，而且需要學8年時間。正在戴松恩為難之際，他看到南京金陵大學農業專修科在報紙上的招生簡章，專修科一年就能畢業。這對于當時希望通過讀書深造來改變家庭生活條件的戴松恩來說，無疑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在友人的資助下，戴松恩憑借優異的中學成績，于1925年免試進入南京金陵大學農業專修科。從此，他與農業科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1926年夏，戴松恩以第一名的成績從金陵大學農業專修科畢業，并留在金陵大學農學院農藝系，擔任沈宗翰教授的助理。戴松恩協助沈宗翰開展小麥、水稻遺傳育種的田間試驗，并負責處理英文信件和報告。在沈宗翰的指導下，戴松恩一邊工作一邊自學遺傳學理論，逐漸發覺研究小麥遺傳規律很有意義。他認識到“醫學能治病救人，農業能解決人們吃飯穿衣的問題，同樣是人生的重大需求。”便對作物遺傳育種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立志成為作物遺傳育種專家。1928年夏，經老師推薦，戴松恩破格帶薪進入金陵大學農學院農藝系作物遺傳育種專業大學二年級學習。課余時間，他繼續參與沈宗翰教授主持的小麥遺傳育種研究。
1931年6月，戴松恩再次以第一名的成績從金陵大學畢業，取得農學學士，榮獲當時學校最高的“金鑰匙獎”，并被選為“斐他斐”（Phi Tau Phi）榮譽學會會員。7月，戴松恩被留在金陵大學擔任農學院助教，繼續協助沈宗翰開展小麥育種試驗工作。經過三年的半工半讀，戴松恩不但系統地學習了作物遺傳育種的理論知識，而且在沈宗翰教授的指導下開展了一系列小麥遺傳育種的試驗，參與金大2905等中國最早一批小麥優良品種的選育和推廣工作，完成了從事小麥育種的初步科研訓練。這為他此后開展作物遺傳育種研究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康奈爾大學深造，樹立“科學救國”理想
1933年夏天，國立清華大學第一次從理、工、農、醫等30多個專業中公開招考公費留美研究生，每個專業僅錄取一名。戴松恩得到消息，喜出望外，馬上報考了作物遺傳育種專業，并從100多名考生中脫穎而出，以第一名的成績獲得寶貴的公費留美機會。1934年1月，戴松恩從上海搭“威爾遜總統號”赴美國，進入康奈爾大學研究生院，跟隨作物育種專家洛夫（H.H.Love）教授攻讀作物育種和細胞遺傳學。
戴松恩非常珍惜在康奈爾大學深造的機會，全身心地投入到學習中。他曾回憶，“我在美國的三年時間，全部精力貫注在細胞學、遺傳學、植物病理學等學科的學習上，不跳舞，不打橋牌，很少看電影。”康奈爾大學的圖書館、實驗室和試驗地里都留下了戴松恩專心攻讀和辛勤耕耘的身影。在洛夫教授的指導下，他對來自中、俄、美三國的五個普通小麥開展雜交試驗，對雜交后小麥的葉片、葉鞘、稈毛、小穗、外芒、內芒等性狀進行研究，探究引起各種性狀形態變化的遺傳因子，闡明了小麥單性狀遺傳和性狀間連鎖遺傳的規律，并以英文發表了 《中俄美小麥品種雜交之遺傳研究》的博士論文（現存于康奈爾大學）。這種規模的小麥遺傳研究，在當時國內農學界尚屬首次。1936年冬，戴松恩獲得康奈爾大學博士學位，并憑借出色的成績，被選為Sigma Xi榮譽學會會員。
為了借鑒當時美國各地農作物育種的先進經驗，從1936年夏到1937年春，戴松恩還參觀訪問美國21個產谷州的農學院和農事試驗場，并重點關注了美國作物育種的試驗區排列、雜交育種方法、抗病蟲害試驗、抗旱育種、小麥品質研究、細胞遺傳研究等方面。回國后，戴松恩還撰寫了《美國產谷州參觀記》發表在1937年第4卷第20期的《農報》，詳細論述了他在這次考察中的見聞，為當時我國農學界開展作物遺傳育種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在美國留學期間，戴松恩親身體驗到當時美國嚴重的種族歧視和所謂“民主自由”的虛偽性，以及對弱國的欺侮。這讓戴松恩深刻地體會到國家貧弱而遭受強國凌辱的痛苦，并認為“我有責任把貧窮落后的祖國振興起來”，樹立了“科學救國”的理想。戴松恩獲得博士學位后，美國導師主動提出請他留在美國工作，并承諾將他的妻兒都接到美國。然而，“為了建設祖國的作物遺傳育種事業”，戴松恩毅然拒絕了導師的再三挽留。戴松恩堅定地認為，“搞農業離不開土地，只有在祖國的土地上，我那點知識才能更好地為家鄉父老、為更多人服務。”1937年2月，戴松恩踏上了回國的旅程。
抗日戰爭爆發，堅持開展作物遺傳育種
1937年3月，回國的戴松恩受聘到南京中央農業實驗所全國稻麥改進所擔任技正，負責小麥抗病育種和細胞遺傳學研究。然而，戴松恩的研究工作剛剛開始，日軍侵略的炮聲就在盧溝橋響起。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國難當頭，戴松恩不得不中斷研究計劃。戰亂中，他輾轉江蘇北部、南京、蕪湖、柳州、貴陽、榮昌、北碚等地，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以保障戰時糧食為重點，開展了小麥增產、煙草、玉米、油菜等育種研究和推廣工作。
1937年8月，戴松恩被派往江蘇北部推動小麥增產工作。他在蘇北各縣推廣改良作物品種，并以貸款和貸種的方式督促各縣縣長積極展開工作。11月中旬，戴松恩因病回到南京。當時南京即將淪陷，戴松恩只能拋棄多年積累的資料和書籍，搭乘最后一班火車去蕪湖，輾轉多地，于1938年2月到達位于貴州貴陽的中央農業實驗所工作站。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開展了煙草、油菜、玉米等品種改良工作。他對貴陽農業生產條件進行了深入考察，發現貴陽地區適宜發展煙草種植。于是，他引進美國煙草品種，進行試種和改良。1940年，經過戴松恩三年努力選育出的改良煙草品種“佛卅黃金”在貴陽地區第一次開始種植。他還在當地示范推廣了煙草育苗、移栽、管理、采收和烤煙技術。“佛卅黃金”的煙葉得到當時貴州煙草公司的采用，該品種在貴陽地區獲得大規模推廣，改變了當地不能大規模種植煙草的歷史。戴松恩的煙草研究和推廣工作，為貴陽地區煙草種植業和卷煙業的發展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在油菜育種上，戴松恩培育出“羅甸一號”改良品種，在1940年和1941年的《農報》上分別發表了《菜籽人工自交影響研究之初步報告》和《菜籽育種方法之我見》兩篇論文。在玉米育種研究中，戴松恩對當時大量引進美國玉米雜交種的問題進行了引種試驗研究，指出美國雙雜交玉米品種并不比當地品種好。在1939年的《農報》上發表《美國雜交玉米在我國的利用問題》，提出直接引種美國雙雜交玉米品種并不能解決玉米增產問題，只有利用它們的自交系與中國玉米材料雜交，才能獲得適用于中國的高產玉米品種。他還對玉米雜交品種推廣的問題進行論述，在1941年的《農報》發表《抗建期中玉米雜交種之推廣問題》。
戴松恩還對當時我國長江下游地區嚴重流行的小麥赤霉病進行了研究，他搜集了多種小麥品種開展了連續四年的抗病性鑒定試驗。1940年，他在《農報》發表了《小麥赤霉病抗病性研究》，指出在嚴格接種條件下中國小麥品種中具有抗赤霉病的材料，并篩選出“云南牟定火麥”等高抗赤霉病品種，證明了選育小麥抗赤霉病品種的可能性，反駁了當時某些國外專家認為不能進行小麥抗赤霉病育種的觀點。
1940年7月，戴松恩隨中央農業實驗所貴陽工作站遷移到四川榮昌。1941年10月，戴松恩在四川金堂的銘賢農工專科學校擔任教授兼墾殖系主任。1942年4月，戴松恩應邀到湖北恩施農業改進所擔任所長，負責糧食增產工作。他以小麥和玉米增產為主，同時鼓勵通過開墾荒地，擴大糧食生產面積。1940-1942年，糧食生產面積從288993市畝增長到749672市畝。另一方面，戴松恩大量利用農貸辦理良種、肥料、農具、耕牛等，來提高糧食產量。戴松恩還注意發展鄂西的桐油、棉花等經濟作物的生產。在湖北的三年中，戴松恩在人、財、物短缺，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帶領湖北農業改進所的人員堅持開展水稻、小麥等作物改良與栽培試驗、病蟲害防治和藥物研制、林木采集育苗與木材研究、獸疫血清制造等工作，不遺余力地推動湖北農業的發展。在他即將離開之際，還在思索湖北農業發展的未來，1944年3月，他在《新湖北日報》發表了《湖北農業改進之過去與將來》《告別湖北友人》，提出抗戰勝利后，健全湖北基層農政機構、在湖北應分區域開展農業技術改良研究、湖北西部發展林業和畜牧業、注意鄂西的水土保持等有益的建議。戴松恩對戰亂中湖北農業生產做出的貢獻，受到當地人民的稱贊。1944年 3月28日的《新湖北日報》刊登了《送戴松恩博士》一文，充分肯定了他為湖北農業發展所作出的貢獻。
1944年4月，戴松恩因痛恨會計的腐敗而從湖北農業改進所辭職，離開恩施回到重慶。他原計劃赴新疆迪化工作，后因飛機停航，新疆政局發生變化而放棄。6月，戴松恩回到重慶北碚中央農業實驗所任技正兼麥作雜糧系主任，負責小麥改良和推廣工作，期間開展了“中農483”的示范以及“中農28”的推廣工作。
1945年9月3日，抗日戰爭取得勝利，全國人民歡欣鼓舞。抗戰中西遷的教育科研機構也開始逐步遷回原地。1946年6月25日—7月13日，戴松恩負責帶領中央農業實驗所全體員工及家屬200余人乘坐木駁船由重慶駛往南京，途中雖然經歷兩次大危險，但都有驚無險，最終平安抵達南京。1947年2月28日，戴松恩被派往北平（今北京）擔任中央農業實驗所北平農事試驗場場長，主持小麥、玉米、小米、甘薯、蔬菜、洋麻等作物品種改良、示范及推廣工作。
1948年12月，解放戰爭平津戰役打響，北平被圍。戴松恩收到國民黨政府要求將北平農事試驗場“全部人員、設備及財產運往南京，決不能落入共產黨之手”的命令。在重大抉擇面前，戴松恩得到中共地下黨和民盟的幫助和指導，學習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等文件，決心拒絕執行國民黨政府的命令，留在北平，保護北平農事試驗場的人員、財產、儀器設備和檔案資料，為解放后迅速恢復新中國農業科學事業做好準備。
兢兢業業三十年，為新中國農業科研獻身
1949年1月22日，北平和平解放。戴松恩便急切地要求投身到新中國農業科學事業建設中去，當即會同城內北平農事試驗場的工作人員向負責接管北平農林水系統的陳鳳桐處長和工作組同志請示復員事宜。2月21日，戴松恩在北京參加了由軍管會召集舉行的第一次工作計劃報告會議。戴松恩在會議上提出北平農業試驗場當年將側重農作物的防寒、防旱試驗和良種推廣等工作。1949年5月1日，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成立，戴松恩被任命為副所長，主管科研組織和管理工作。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百廢待興，農業科學研究工作亟待恢復和發展。戴松恩克服困難，兼顧科研和管理，迅速投入到恢復和發展新中國農業科學研究和農業生產的工作中。
1951年和1954年，戴松恩先后當選為北京市第三屆各界人民會議代表、北京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他積極為新中國農業科學事業建言獻策，在《農業科學通訊》先后發表《紀念五一作物育種工作者應有的認識》《兩年來華北農業科學的進展》《我對于提高單位面積產量運動的認識》《新中國五年來農業科學的主要成就》等文章，為新中國農業科學研究的恢復和發展作出了貢獻。1955年6月，戴松恩當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學地學部學部委員。
1956年4月，戴松恩參加我國十二年科學技術遠景發展規劃（1956-1967）會議，并主持農業科技規劃說明書的全部定稿工作。在規劃會議上作了《關于發展我國農業和畜牧業問題》的報告，提出了有益的建議。5月26日，戴松恩受邀參加了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的十二年科技發展遠景規劃招待酒會。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希望他搞好小麥研究工作，總理囑咐他“希望你多抓小麥研究工作，讓人人都能吃到面粉。”戴松恩感受到總理對農業科研的重視，他曾寫道，“在內心里感到無比溫暖，又感到非常激動。當時我想一定要努力工作。把自己的一切貢獻給社會主義建設，才不辜負總理對我的關懷和鞭策。”6月14日，戴松恩與參加國家十二年科學技術遠景發展規劃（1956-1967）會議的科學家一起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云、林伯渠、鄧小平、聶榮臻等國家領導人的接見。這更加激發了戴松恩為新中國農業發展獻身的熱情。
1957年3月1日，中國農業科學院成立。戴松恩被任命為作物育種栽培研究所副所長，被聘為中國農業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農業科學院農學組副組長。11月，戴松恩隨同以郭沫若為團長的“中國訪蘇科學技術代表團”赴前蘇聯進行為期兩個多月的考察訪問。訪蘇期間，他就實施國家十二年科學技術遠景發展規劃與中蘇合作項目等有關農業方面的重大問題與蘇聯學者進行了廣泛交流。1958年3月，戴松恩從前蘇聯訪問回國后，在《農業學報》發表了《關于農學及園藝等方面的訪蘇傳達報告》，對“提高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荒地開發問題”等提出了建議，對指導當時我國農業發展及農業科學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960年12月，戴松恩被任命為中國農業科學院副秘書長，當選為第四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他繼續為我國農業科學研究建言，先后在《中國農業科學》《紅旗》《人民日報》上發表《試論我國作物育種工作的發展問題》《充分發揮作物良種的增產作用》《試論作物栽培的科學實驗問題》等文章。
“文化大革命”期間，戴松恩被下放“五七”干校，但他依然堅持業務學習，做了大量讀書筆記。1978年，戴松恩開始小麥非整倍體研究，成為我國率先開展這一研究的科學家。1980年1月，戴松恩在《農業科技通訊》發表了《為什么研究小麥非整倍體》。文章中介紹了小麥非整倍體的研究內容及取得的成果，認為小麥非整倍體研究可以更快地、有系統地弄清小麥各種性狀的遺傳規律及其染色體和近緣植物中染色體的部分同源關系，從而更有計劃地選育出各種優良的小麥新品種。2月，他翻譯出版了《普通小麥的非整倍體》。3月8日-12日，戴松恩在北京主持召開了“全國小麥非整倍體研究第一次座談會”，提出了全國分工協作開展小麥非整倍體研究的設想。此后，戴松恩帶領助手和研究生，不顧體弱多病，堅持參加實驗室和田間研究。他首次提出，鑒于ph基因突變具有促進部分同源染色體配對的特性，可以直接將其用于品種間雜交，創造出更多優良變異。他還設法從美國引進相關小麥材料，在他的助手和研究生的共同努力下，獲得許多小麥優良變異類型，為細胞遺傳學研究和小麥育種工作奠定了基礎。他們的研究證實了ph基因在小麥品種間雜交利用的可行性，提出的研究思路和學術觀點對當時及此后我國小麥遺傳育種領域的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
經歷“文化大革命”的磨難后，戴松恩依然積極地為我國農業科學事業的發展傾注心血。1978年，戴松恩率先向政協提交《關于迅速制定〈種子法〉的建議》，針對當時我國品種和良種繁育存在的問題，借鑒國外經驗，提出迅速制定符合我國情況的《種子法》、恢復和健全良種審定、繁育推廣等制度、重點建設一些良種倉庫和良種軋花廠等建議。1981年8月，他在《人民日報》發表《圍湖造田、后果嚴重，科技工作者對發展多種經營的建議》分析了造成我國的湖泊面積日益縮小原因，并提出了重視湖泊在生態平衡中的重要性、成立全國水利資源委員會等有益的建議。對于“文化大革命”后科研人才缺乏的問題，戴松恩積極倡導成立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生院，并為研究生院的創辦付出了晚年大部分精力。1980年，他被任命為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生院副院長。在任職期間，戴松恩積極探索提高研究生培養水平、招收在職研究生、籌備中國農業科學院英語培訓班等工作，為我國農業科研培養了一批具有英語交流和科研能力的人才。
為了表彰他在作物遺傳育種研究所取得的成績和對我國農業科學所作出的貢獻，1983年中國農學會向他頒發了“從事農業科研50周年表彰獎”，1985年中國科學院授予他“從事科學工作50年榮譽獎”。1987年7月31日，戴松恩不幸因病逝世于北京。戴松恩熱愛祖國、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為人正直誠懇，謙虛謹慎，襟懷坦蕩，光明磊落。在科學研究上，他堅持實踐出真知、實事求是、刻苦勤奮、堅持不懈，在作物育種和細胞遺傳學上成果斐然。在培養學生上，他不顧體弱多病，和學生一起開展田間實驗、以身作則、誨人不倦，有的學生已經成長為院士，為我國農業科學研究培養了人才。在科研管理工作中，他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嚴謹奉公、不謀私利，為我國農業科學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戴松恩院士為我國農業科學鞠躬盡瘁、銳意進取，是我們青年農業科學工作者學習的榜樣。
（作者單位：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
①戴松恩（左一）和陸平在北京中國農科院網室。
②1929年就讀金陵大學時，戴松恩的標準照。
③1980年左右，戴松恩在試驗田進行小麥雜交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