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糧食安全,背靠的是18億畝耕地紅線。糧食安全年年提,時時重視,但決定著糧食總產量的耕地質量卻長期被忽視。
從一組數據的對比即可看出。2011年,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指導的超級稻,已經攻克了926.6公斤大關。而我國四大作物的平均實際單產僅為302公斤,略高于新品種區域試驗平均產量593公斤的一半,不到高產紀錄980公斤的1/3。
“如果不提高耕地質量,而是單純依靠增加投入和提高科技水平,即使我們研究出更好的超級稻、超級麥等超高產品種,仍然難以保障我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資源與農業區劃研究所研究員黃鴻翔對《中國科學報》記者呼吁。
堪憂的土壤
數據顯示,我國耕地土壤的有機質含量不足歐洲同類土壤的一半,基礎地力產量只占50%左右,低于發達國家約20個百分點。
而在我國耕地中,存在營養元素含量偏低或不平衡、鹽堿、水土流失、耕層淺薄、漬澇、干旱缺水、過酸或過堿、重金屬污染等問題的又占有較大面積。
“農業生產中由于施肥技術不當及農藥過量使用,農作物對化肥和農藥的有效利用率低,不僅造成大量的資源、能源浪費,而且造成農業面源污染,影響農產品質量與安全。”全國政協委員、云南華特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徐建國對記者表示。
在耕地質量低的條件下,只有加大投入才能取得較高產出。“這正是我國以占世界8%的耕地,卻消耗世界30%以上化肥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國農民收入低下,而農產品價格仍然缺乏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原因。”黃鴻翔指出,“如果再增加化肥等物質的投入,產量增加有限,土壤和環境的破壞卻會加劇,要進一步提高糧食單產極為困難。”
土壤質量是提高耕地質量的基礎工作。但目前距離我國第二次土壤普查已過去了30年。
“當前,土壤質量狀況已發生巨大變化,為全面和準確地掌握耕地質量狀況,有必要盡早再開展一次全國耕地質量普查。”黃鴻翔建議。
綜合協調
黃鴻翔此前曾經提交過提高耕地質量的議案。“雖然國家現在開始重視這一問題,但在提高耕地質量建設上,多局限于分散在各部門的單項措施,缺乏長遠規劃指導下的大規模和綜合性的高標準農田建設工程。”
這幾年來,黃鴻翔觀察發現,耕地質量建設工作面廣量大,綜合性強,需要多部門協調配合,某個部門的單項措施很難取得較好的效果。
以農業水利為例。水利部分管的農田基本建設通常只是單純的農田水利建設,而以建設高標準農田為目標的農田基本建設則應該包括提高土壤肥力、排除障礙因素、提高抗災能力和改善環境條件4個方面的建設內容。
對此,在今年的《關于加強耕地質量建設與管理的建議案》中,黃鴻翔建議,應明確耕地質量建設的主管部門以及各相關部門的分工,改變多頭管理、力量分散的弊病。
“可以考慮在農業部設立耕地質量管理司,并把水利部和國土資源部有關耕地質量建設的職能劃歸農業部統一管理。如果這一點難以實現,則可由發改委牽頭組織實施。”黃鴻翔建議。
規劃與科技并行
要提高耕地質量,科技因素不可或缺。
一有機會,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農科院生物技術所研究員黃大昉就會強調科技創新對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重要性。
兩會期間,他再次提出,在經濟危機背景下,美國2011年經濟增長率預計還不到2%,而農業增值接近20%。在轉變農業發展方式過程中,很多國家的農業機構、產業布局、耕地制度、生產經營體系等正在發生一系列變革。
“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根本在于科技創新。要積極開發有利于增產征收的傳統的、實用的農業技術,還應加快發展能促進今后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的生物技術,這樣才能確保我國未來糧食安全和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黃大昉表示。
此外,黃鴻翔認為,應制訂耕地質量建設規劃,在2030年我國人口達到高峰時至少應該建設10億畝高標準農田。
“高標準農田建設工程實施區域以中東部糧食主產區為主,也應包括中西部的耕地退化嚴重或環境條件惡劣、糧食嚴重短缺的區域,如半農半牧區、內陸灌溉農區、黃土高原及西南巖溶地區。”黃鴻翔一直強調,耕地數量難以增加,耕地質量卻可以提高,應該把耕地質量建設作為我國農業發展的一項基本戰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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