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實施新一輪千億斤糧食產能提升行動”“開展噸糧田創建”。
在連續十九年豐收、連續八年穩定在1.3萬億斤以上之后，我國幾大糧食作物的產量、產能已經處于高位。此時為何仍要強調糧食生產？未來糧食產能提升的潛力何在？該如何挖潛，把潛力變成產能？為此，新京報采訪了國家小麥產業技術體系首席科學家、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黨委書記劉錄祥，詳解千億斤產能提升的可行途徑。
國家小麥產業技術體系首席科學家、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黨委書記劉錄祥。農科院供圖
“新一輪產能提升”，有什么新背景？
新京報：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實施新一輪千億斤糧食產能提升行動”，其中的“新一輪”如何理解？以前實施過幾輪，情況如何？
劉錄祥：早在2009年的時候，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全國新增1000億斤糧食生產能力規劃（2009-2020年）》，明確提出要實施“糧食產能提升行動”。實際上，我國從2004年開始，糧食連續增產，那為何還要在當時實施這個計劃呢？大背景是隨著當時人口增加，我國糧食消費呈剛性增長，同時，城鎮化、工業化進程加快，水土資源等制約因素使糧食持續增產的難度加大。另外，還有一些外部重要原因，糧食供需出現了結構性缺口。2006年開始，國際上掀起了生物質能研究的熱潮，許多國家開始加大生物質能作物的研究，比如美國等國家開始大規模利用玉米生產生物乙醇，使得國際糧食貿易的不確定性增強，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農業的影響也逐步顯現。
在這樣的背景下，本著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確保供給、留有余地的原則，我國啟動實施了12年周期的“糧食產能提升行動”。主要內容是以稻谷、小麥、玉米三大作物為主，兼顧大豆，按照糧食生產核心區、非主產區產糧大縣、后備區和其他地區等四類地區，進行統籌規劃，共選定了800個縣（市），按照發揮比較優勢、突出重點品種、注重調出能力、兼顧區域平衡的原則，確定分區、分品種增產任務。從結果來看，實施效果顯著，12年中，我國糧食總產量，從2008年剛剛超過1萬億斤，到2020年達到了1.34萬億斤，連續越過了3個千億斤的坎兒。實踐證明堅持立足國內實現糧食基本自給，著力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完全可以確保國家糧食安全。
新京報：這一次產量提升行動有何新的背景？
劉錄祥：我國人多地少的現狀將長期存在，而且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需要由糧食轉化的肉蛋奶等消費大幅增長，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對糧食的需求仍會不斷增長，但我國糧食產能已經連續8年沒有出現新的千億斤抬升，這是大背景。新增的原因中，一些外部重要的因素，如受全球氣候變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地緣政治沖突加劇等外部因素導致的國際糧價漲幅很高，漲價很快，甚至出現一些常年糧食出口國拒絕出口的現象，2022年國際一些糧食種類漲價達到30%以上。我國是糧食生產大國、消費大國，同時也是進口大國，在進口量維持不變的情況下，我們要多花三分之一的錢，這也是我們亟需提升糧食產能的重要原因。
“產能提升行動”，為何不是產量？
新京報：為何提升的是產能，而不是產量，這兩者有何區別？
劉錄祥：所謂糧食產能，是指由資源狀況和經濟、技術條件所決定的，各種生產要素綜合投入所形成的，可以相對穩定實現一定產量的糧食產出能力。產量是糧食生產的結果，而產能是一個綜合概念，它涵蓋了糧食生產的全過程，當然也包含產量。糧食產量的提升，是一種直接結果，但產能的提升，需要的是方方面面共同提升。
舉例來說，上一輪產能提升行動中，我國制定了非常詳細的計劃，包括各種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中央財政有配套資金，地方政府則是產能提升的主導力量。在12年中，實施了包括糧食生產政策環境不斷優化、農業基礎設施持續提升、農業技術研發與集成推廣等各種各樣促進產能提高的措施，重點實施了糧食科研創新能力建設等8項重點工程。所以，要想實現產能再度提升，糧食生產中的各個環節都要做好優化提升。尤其是農業生產“八字憲法”：土、肥、水、種、密、保、工、管，哪個方面都不能缺。更重要的是，產能提升，不只是提供更多農產品，滿足當下的需求增長，更要具備未來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和潛力，這是和產量提升所不同的地方。
新京報：當下提升產能，和以前的提升行動有何不同？
劉錄祥：相比上一階段的提升行動，新一輪的產能提升難度加大。我們已經取得了連續十九連豐，幾大主糧的單位面積產量都已經到了高位，我國耕地規模繼續擴大空間也已經很小。因此，未來產能提升的難度也比以前更大。新一輪千億斤產能提升工程將突出強調黨政同責抓糧食生產的鮮明導向，通過加快農業核心技術攻關和聚焦單產潛力提升，同時要貫徹新發展理念，協調好產量與品質、產量與效益等同步提升。
新京報：上一輪提升周期為12年，這一輪是否也需要很長時間？
劉錄祥：千億斤產能提升，肯定不是一年二年就可以實現的，需要一個過程。當然，我們現在具有的技術手段、投入能力也和以前大不相同，可能不用那么長的時間。過去10年，我國糧食總產平均年增幅為100億-150億斤。總體而言，希望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和推動下，這個過程不會太長。
“千億斤糧食產能”，潛力在哪里?
新京報：2022年我國糧食總產量已經達到1.37萬億斤，全國排名第三的山東省，2022年糧食總產量為1100多億斤。千億斤相當于全國總產量的7%以上，接近山東省全年的產量，還有這么大的提升潛力嗎？
劉錄祥：提升的難度確實較以前更大，但并不意味著沒有潛力。事實上，提升的潛力還有很大。比如，科學家的試驗田和農戶的普通田產量差距有時會超過一倍以上，高產典型是產量潛力的重要體現，是可以挖掘彌補的。以小麥為例，2022年全國小麥平均畝產390.4公斤，而在2022年多地出現的高產典型中，黃淮麥區千畝示范方畝產突破900公斤，長江中下游麥區接近790公斤；弱筋麥接近750公斤，強筋麥已突破850公斤。
值得關注的是2022年旱地小麥和稻茬小麥畝產分別突破了650公斤和750公斤，展現了占全國小麥總面積三分之二中低產田的巨大增產潛力。在高產典型的示范推廣中，通過強化良種篩選、技術更新、管理細化等措施，可以推進普通田塊單產的較大提升。再如新審定的品種，會進行區域試驗，同樣也是大田種植，以全國最大的黃淮麥區為例，近年審定的品種在區試中的畝產普遍在500-650公斤，與高產典型最多的相差50%左右，這個差距也是可以挖掘的潛力。從全國來說，2022年我國小麥平均畝產僅為最高產量的40%左右，單產提升的空間還是巨大的。此外還有區域差異也非常大，甚至同一區域的水澆地、旱地產量差距也不小，這些都是有潛力可挖掘的。
新京報：在你看來，提升產能還是有很大空間？
劉錄祥：確實如此，品種創新是一個最為關鍵的方面。以小麥為例，2011-2020年，小麥種植面積減少了1700多萬畝，總產量增加了1300多萬噸，平均單產從2011年的322.6公斤/畝增至2020年的382.8公斤/畝，這一階段小麥單產年均增長量為6.02公斤，年均增長率1.87%，主要靠品種單產潛力的提升，小麥良種對增產的貢獻率已經達到了50%。此外，還有耕地質量的提升、農業新技術的進一步集成推廣、防災減災水平的提升、機械化收獲的減損等等，都對未來糧食產能提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個典型案例就是2021年1.1億畝冬小麥晚播，出現弱苗現象，這么艱難的情況下，我們依靠政策及時支持、實用科技促弱轉壯和農戶及各經營主體積極參與等，依然取得了全國小麥增產15.6億斤的豐收。這說明，我們也會有能力在未來進一步提升糧食產能。
產能如何挖潛？品種耕地技術多方共同促進
新京報：如何把這些潛力變成產能？
劉錄祥：把潛力變成產能，需要多方面的共同作用。如上一輪產能提升中，我們國家就實施了許多非常細致和具體的措施，新一輪也是如此。舉例來說，從品種上，過去的經驗證明，良種對產量提升的貢獻率超過45%，是增產的重要基礎。培育和應用高產優質、適應氣候變化、環境變化的重大新品種是實現產能提升的關鍵。此外還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土地質量的保護和提升，我國這些年非常重視耕地保護，實施了東北黑土地、北方旱地、南方紅黃壤保護和改良等多種措施。耕地質量的改良和提升是進一步發揮品種增產潛能的根本保障。還有綜合技術集成和推廣，使得普通田塊的產量可以不斷提升，或許短時間內無法達到高產示范田的水平，但也會不斷靠近。
再如機械化收獲中，通過技術改進不斷降低機損率，對糧食增產的意義也非常大。2022年我國小麥平均機收損耗率已經降到了2%以下，再往下降確實很難，但也不是不可能，而每降低一個百分點，意味著可以挽回20億-25億斤的糧食產量。還有防災減災、統防統治等。據估算，我國過去10年僅在糧食生產領域的病蟲害防治，挽回的糧食損失，年平均可達1000多億斤。
新京報：你認為，把潛力變成產能的關鍵是什么？
劉錄祥：我們的長期經驗是，提升糧食生產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毫無疑問，科學技術是充分挖掘糧食生產潛能和保障糧食安全穩定生產的根本基礎。農業現代化最終要依靠科技，不論是世界上其他發達國家的經驗，還是我們自己過去這些年積累的經驗，都證明了這一點。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提升非常快，已經由54.5%提升到61.5%，為糧食增產提供了重要助力。
“兩藏”實踐，未來依然要加強
新京報：中央一號文件指出，要“強化藏糧于地、藏糧于技的物質基礎”，如何理解？
劉錄祥：藏糧于地的核心是耕地，強化藏糧于地的物質基礎就是要抓住耕地保護這個要害，堅決遏制耕地“非農化”和防止耕地“非糧化”，切實保護好、利用好土地，逐步把永久基本農田都建成高標準農田，確保糧食播種面積不減少。藏糧于技的核心是種業，強化藏糧于技的物質基礎就是要通過實施種業振興行動向科技要單產、要效益，用現代的農業科技和物質裝備來強化糧食安全的支撐。用科技創新促進品種的改良、農田基礎設施的改進和農作技術的進步，從而提升糧食單產和品質。強調“兩藏”物質基礎也意味著我們將不再一味追求糧食產量的連續遞增，而是要通過保護生態環境和科技賦能，促進糧食生產能力建設與可持續增長。“兩藏”實施了多年，成效非常顯著，比如藏糧于地中的高標準農田建設，本身就是有利于增產的良田，旱能澆、澇能排，對我國保障糧食穩定安全生產，起到了重要的基礎作用。在2022年夏季的旱情中，南方很多已建成的高標準農田中，損失要比非高標準農田更小，它們抵御風險的能力更高。從藏糧于技來看，育成的一些小麥主栽品種如濟麥22、魯原502、新麥26、鄭麥1860、鄭麥379、中麥578、濟麥44等，綜合性狀優良，高產優質廣適性突出，入選農業農村部糧油生產主導品種，在黃淮麥區推廣面積很大，對我國小麥增產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京報：從千億斤糧食產能提升角度看，加強“兩藏”的重要性何在？
劉錄祥：落實好藏糧于地、藏糧于技，還有個重點在“藏”上面。千億斤糧食產能提升行動，提升的是產能而非產量，一方面是要解決當下糧食“產得出”的問題，提高綜合供給能力。另一方面要解決未來“供得上”的問題，建立和夯實糧食生產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始終保持科學技術的接續能力，通過涵養土壤，創新和推廣優良品種，采取標準化高產高效綠色技術模式等，具備持續性提高糧食生產效率和水平的能力，這也是“藏”的意義所在。
新京報：怎樣加強藏糧于地、藏糧于技的基礎？
劉錄祥：未來還是要不斷提升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要深入實施種業振興行動，把國家育種聯合攻關、農業核心技術攻關和農業生物育種等切實抓出成效，集中攻克當前一些種業重要領域的難題、難關。如品種選育中進一步加大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進一步加快南方丘陵山地小型農機的研發，進一步加強土壤保護、改良的技術攻關等。過去數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科技擁有巨大的力量，當然，這也對我們農業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創建“噸糧田”，要從哪里入手？
新京報：中央一號文件提出開展“噸糧田”創建，這是一個新的提法嗎？
劉錄祥：從歷史上看，“噸糧田”不算是一個新鮮事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黃淮海大開發的時候，就有創建“噸糧田”的任務。1989年，我剛剛參加工作時，就參加了面向山東德州地區鹽堿地的黃淮海大開發項目，對噸糧田創建記憶深刻。那時候在黃淮海，一年兩季，上茬小麥，下茬玉米，當時確定的策略是“小麥為玉米讓路”，實行玉米適期晚收+小麥適期晚播，小麥畝產指標是400公斤，玉米畝產指標600公斤，全年實現畝產1噸的目標。為此，科學家們采取了很多辦法，以小麥為例，重點篩選晚播高產的品種或者晚播耐密的品種，通過小麥晚播幾天，可以讓玉米多長幾天，增加總產量。在南方，也有一些圍繞雜交稻上下茬連作的技術，可以實現噸糧田的目標。事實上，農業農村部近年來已經在山東等地實施“噸半糧田”的創建，通過小麥玉米連作綜合技術集成，實現小麥畝產650公斤，玉米畝產850公斤，兩茬加起來畝產一噸半，已經取得初步成效。
新京報：今天的“噸糧田”和過去有何不同？
劉錄祥：區別應該有很多。比如基礎不同，過去小麥實現400公斤畝產，都要倍加努力。但現在黃淮海地區500-600公斤已經很常見。再如任務不同，過去把資源利用到極致，甚至不計成本。當前創建噸糧田，必然要遵循新發展理念，要通過作物品種選育、茬口調整、技術集成推廣等，實現土地、光熱、養分和水資源等的最佳科學利用，同時具有可持續發展的能力。還有其他的區別，過去可能只看重產量，而對品質的關注不夠，現在就要同時注重產量和品質，生產出高產且優質的糧食。還有，新一輪“噸糧田”建設中保障糧食產量提升的同時，農民收益也要得到大幅度提升，這樣才能有效調動農戶和新型種植主體創建噸糧田的積極性。
加強政策保障，讓技術變成生產力
新京報：中央一號文件還提出開展小麥“一噴三防”等，為何要特別提出這些措施？
劉錄祥：“一噴三防”是過去多年由政策保障的一項十分有效的小麥植保措施，也就是說中央有財政補貼。后來一噴三防逐漸成熟，這一措施推動應用的主體成為地方政府，有些地方逐漸取消了補貼。2021年之后，中央財政再一次對小麥“一噴三防”進行了政策性補貼。一噴三防所發揮的作用不可替代。通過政策保障的形式，讓技術真正普及到所有小麥生產區域，為糧食生產保駕護航，正說明我們國家對糧食生產的重視。類似的政策保障還有很多，如主要作物的區域布局、土肥技術的集成與推廣、土壤和耕地的改良與保護、機械化水平的提升，農業災害保險和最低收購政策等，都需要從政策方面，加以保障和持續推動，從而促進糧食安全穩定生產能力的提升。
新京報：在你看來，當前還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強政策性的保障？
劉錄祥：比如說基層的農技推廣體系，當前仍需要加強。基層推廣體系是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最后一公里，推廣效果不好，前面再好的工作也就沒有了意義。在過去，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一整套農技推廣系統，如全國農技推廣中心，各地深入到縣的農技站、植保站等。但當前，農業經營主體正在發生變化，家庭農場、合作社、社會化服務機構，逐漸成為農業生產的多元主體，怎么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使他們能夠及時學習和實踐新技術、引進新品種等，同時又充分保障他們的權益，這對未來的糧食生產非常重要。
從總的趨勢看，未來的糧食生產，必然會逐漸過渡到適度規模經營的狀態，那么這些新型經營主體就非常重要。此外，要加快推進主糧作物全產業鏈提質增效示范工程，依托國家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打造主糧作物全產業鏈高質量發展引領區，重點示范推廣節本增效、高產提質、標準化生產、綠色防控、綠色儲藏、高效加工等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強化科技與產業的緊密融合，構建更加緊密的科企合作機制，整合上下游資源，提升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
幾大主糧之外，雜糧亦有巨大潛力
新京報：過去有觀點認為，我國幾大主糧產量已經接近天花板，但同時，我國糧食單產和發達國家還有較大差距，且平均單產和高產田差距同樣巨大，怎樣看待這樣的矛盾？
劉錄祥：其實并不矛盾。作物產量的形成，主要由遺傳潛力和環境潛力組成，遺傳潛力即作物本身可達到的極限，環境潛力即氣候、土壤、水、管理等外部條件可達到的極限。在同緯度、同環境下，我國的高產田產量確實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水準。未來需要做的，是通過各種技術手段，比如改良土壤、選育品種、集成技術等，使得我國更大區域和面積的產量都逐步接近高產田的水平，縮小“產量差”。
當然，發達國家一些作物的單產水平，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激勵和奮斗的目標。但要真正達到，可能短時間內不太現實。比如美國的玉米帶，種植區域的條件非常優越，單產水平超過我國近一倍。再如新西蘭的小麥，一年只種一季，有效灌漿期比我們長一倍，一季的畝產可以達到1200公斤以上。我們小麥主產區多為一年兩熟制，想要達到這個水平，就不是簡單的事情，可能需要創新思路和辦法，把小麥產量的遺傳潛力盡可能挖掘出來。
新京報：聯合國糧農組織將2023年定為“國際小米年”，認為小米等雜糧，對未來全球糧食生產有重要意義，在這方面，我國情況如何？
劉錄祥：我國擁有悠久的雜糧種植歷史，也有豐富的雜糧品種、深厚的雜糧種植技術積累，隨著新一輪千億斤糧食產能行動的實施，相信我國的雜糧發展也會迎來新的提升。事實上，在今天，小米、燕麥、蕎麥等雜糧，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比如它們本身的產量普遍較低，增產潛力更大，對增加總產量有很好的幫助。再如它可以有效增加農民收益，還可以增加作物和食物的多樣性、豐富性，對農業生產的穩定性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許多雜糧都是營養健康的食品，在今天人們越來越重視膳食健康的時代，雜糧的發展前景非常廣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