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塊試驗田的年歲比新中國的年齡都長。在這里產生過不少獲得國家發明獎和科技進步獎的作物新品種。中國作物栽培研究中的重量級人物金善寶、李競雄、鮑文奎、莊巧生、鄧景揚等多位著名專家都在這塊實驗田上耕耘多年。但在城市發展、社會變遷中，曾經面積一度達到4000畝的試驗田在不斷萎縮，它的未來會怎樣？
“這種的難道是麥子？”
“不會吧，拿這么貴的地皮種麥子？這麥子得賣多少錢一斤才能撈得回本兒哪！”
春日的北京，車水馬龍的三環路聯想橋旁，對著一大片綠油油的麥田，兩個年輕人站在高高的黑色鐵柵欄外議論。
這便是被一些網民稱為“史上最牛農田”的中國農業科學院試驗田。其緊鄰中關村，周圍高樓林立。試驗田附近動輒三四萬元一平方米的二手住宅這樣作廣告：“俯瞰麥苗青青，享受都市之田野感覺，好不愜意。”
鐵柵欄內的試驗田
推開試驗田的大鐵門，記者剛走進去，拖拉機旁躺著曬太陽的小狗就一躍而起，沖記者大叫起來。
看門的竇師傅一邊詳細詢問記者的身份，一邊說：“老師們怕生人進來，對作物有損傷和破壞，所以我們得看好門。”
據介紹，除了農作物常常被一些行人圖新鮮偷拽、偷摘外，試驗田里的優良品種也是一些民間農業科技公司覬覦的對象。
正說話間，一對老夫妻帶著小孫子好奇地想進來看看，被竇師傅攔下。“這里可不能讓市民隨便進來遛彎兒。”
這時，一位戴著金絲眼鏡的年輕人騎著自行車徑直進來，竇師傅說他是農科院的“老師”。
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人員告訴《科學時報》記者：“我是來查看麥苗的生長情況的。一般這個時候我們來得少一點，到收獲的時候來得多。我們長期雇專人打理這些試驗田，不過導師和學生們有時候也自己種。另外，授粉什么的技術操作，我們一般都自己來。”
這么貴的地，農科院沒有想到拿來蓋房子嗎？
“規劃用途就是科研試驗用地，我們農科院想蓋房子也蓋不了。頂多像那邊，蓋溫室大棚。”他指了指聯想橋西南角那一大片嶄新的透明玻璃房子說。這些高規格溫室將承載國家級高科技農業示范項目，很多工人正在緊鑼密鼓地施工。
遠處，一位穿著白色長筒雨靴的中年人在田間灌溉、鋤土。記者走近跟他聊起來。他是農科院雇來專職照顧農田的工人，姓蔣。
“我是農村來的，1993年就開始在這兒干活，到現在快20年了。我大哥來得更早，1989年就來了。現在我們兄弟三個都在這兒幫老師們種地。我剛剛種的是黑小麥，做飼料用的，等長好的時候能有兩米多高呢。那邊還種著有旱稻子、棉花，還會種玉米。”蔣師傅一一指給記者看。
“以前我剛來的時候，這試驗田可比現在大多了。像金五星那一大片，原來種的都是水稻。”蔣師傅望著旁邊停滿汽車的金五星百貨批發市場說。
曾經的4000畝
其實，這塊地上雖然沒有誕生高價樓盤，其價值卻不容小覷。
農科院老專家蔣士強介紹，這塊試驗田產生過不少獲得國家發明獎和科技進步獎的作物新品種。中國作物栽培研究中的重量級人物金善寶、李競雄、鮑文奎、莊巧生、鄧景揚等多位著名專家都在這塊實驗田上耕耘多年。
蔣士強至今難忘的是，被譽為中國現代小麥科學主要奠基人的金善寶，當年雖然年事已高，經常帶著大草帽，弓著腰在試驗田里工作。
從這塊實驗田中培育出的玉米良種中單2號，冬小麥良種北京號、冬協號、豐抗系列，大豆新優品種，累計在全國推廣面積都超過億畝，許多品種目前仍是小麥、玉米主產區的當家品種，給農業經濟帶來的收益價值可以百億計。所以有媒體說：按創造價值的標準來看這塊試驗田，這里是全世界作物產出價值最高的土地之一。
而這塊試驗田的年歲，竟然比新中國的年齡都長。
“這塊地呀，在日本人占領的時候就是試驗田了。”農科院原副院長陳萬金對農科院試驗田的歷史變遷非常了解。
1938年，為了強化殖民統治，實行對占領區農村經濟的控制掠奪，達到就地解決軍需供應的目的，日本人在北京建立中央農事試驗場。1940年6月又改名為華北農事試驗場。
經過不斷的擴充，華北農事試驗場逐步發展成為一個包括7個省市、擁有5個支場、1個分場、2個試驗地、13個原種圃，共有600多名職員的龐大的農事試驗網絡。
“比如說，當時日本人在江蘇鎮江建蠶桑試驗場，在遼寧興城建果樹試驗場，北京這里的試驗田則種植農作物、蔬菜和牧草。”陳萬金說。
1945年抗戰勝利，華北農事試驗場被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接收，更名為中央農業實驗所北平農事試驗場。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北平農事試驗場與林業實驗所、畜牧試驗所、獸疫防治處和河北省農業改進所合并為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1957年由于農業科學發展的需要，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擴建為中國農業科學院。
“當時這片試驗田大約有4000畝。”陳萬金說。
看到記者吃驚的眼神，陳萬金笑著說：“當時北京的城區比現在小得多，聯想橋那一片在那時都是郊區了。出了西直門，一直快到今天的知春路，好大一片地方，除了農科院的試驗田，就是一些墳地、菜地和荒地。”
“農科院那時候可是北京的‘大地主’。”
流失的九成土地
隨著北京城區不斷擴大，“大地主”的試驗田不斷萎縮。
上世紀50年代大煉鋼鐵，有關單位從農科院劃走了100多畝地。
“本來他們答應在青龍橋還我們一塊試驗田的，但是后來因為‘文革’開始，農科院的人員都被下放，領導班子也換了人，慢慢也就沒有人去追究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陳萬金說，后來這家單位與農科院因土建方面的事宜產生交涉，已經完全忘記自己的地方原本是從農科院劃走的。
而“文革”期間是農科院試驗田急劇減少的時期。中國農科院院志記載了這一巨大變化：1966年，農科院的土地約合80萬畝，1978年則銳減至約11.6萬畝，這里面的減少自然也包括了北京城內的試驗田。
“文革”期間，農科院的人員全部被下放，北京的試驗田無人管理，漸漸被其他單位占領挪作他用。陳萬金回憶到，甚至還有單位開始時通過一些私人關系，向農科院“借地”存放建筑材料，但“久而久之這地就要不回來了”。他粗略估計，“文革”結束，農科院恢復建制，在北京城內的試驗田大約還剩下600多畝。
最近30年，這600多畝試驗田繼續減少。
上世紀80年代初，因為修建三環路的需要，試驗田被聯想橋攔腰分割成南北兩片。
原來的水稻田則被作物所出租給了街道，蓋起了百貨批發大棚，來解決社會人員的就業以及周邊居民的生活購物問題。
“起初討論這個出租方案的時候，黨組也有不同意見。但是作物所的困難的確很多，事業費不夠，老同志也越來越多，負擔沉重，而且后來作物所又在昌平有了新的試驗田，所以出租方案最終被同意。”
陳萬金扳著手指頭，開始給記者一個一個地數：這里的某某工廠，那里的某某學院，原來都曾經是試驗田……
“我估計，聯想橋兩邊的田，再加上農科院院子里的田，真正做試驗的大概還剩下400 多畝。”
生存的博弈
在寸土寸金的北京鬧市中，400多畝試驗田能被保留下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是不斷在進行利益博弈。”陳萬金說。
上世紀90年代初，有關部門曾想征用農科院東門外、聯想橋南的150畝試驗田做鍋爐房，并把這一規劃直接“通知”了農科院。
農科院的金善寶、鮑文奎等老院士得知這一事情后，強烈反對，并聯名給中央各級領導寫信反映情況。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作出批示，讓北京市委研究處理這一問題。
“北京市委很重視這件事情，請來規劃部門、紀委的同志和農科院的老院士們座談商議。那天下午我也去參加了會議，會場大概到了有五六十人。”
陳萬金介紹說，會議開始后，幾位老院士先發言，說話還非常客氣。他們談到，對于農業試驗，國外非常重視。以英國為例，有一塊試驗田堅持做了長達150年的農作物實驗，為了保護這塊地，英國政府甚至專門立法，所以長期沒人敢動。而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市區偏西北一點，有一塊跟農科院試驗田位置相當的試驗田，面積達到5000畝，也是通過立法得到保護。
“ 新德里的這片試驗田的確非常大，我曾經親自去看過，一望無垠，非常整齊，漂亮極了！連高壓線都不讓過。”陳萬金一邊說一邊給記者比畫著。
對比國外的情況，院士們指出：就像醫生離不開病房，農業科學家離不開試驗田。我們的試驗田越來越少，就剩這點地還保不住，農業科技任務往哪里放？一些重要品種的科研攻關項目往往要持續10年以上，有的科研項目周期甚至長達20年。
“這時有一個規劃單位的負責人開口了，說‘你們農科院那塊地，早在1955年就已經被我們規劃為鍋爐房了，現在被征用是合理的，是按規劃行事’。”
這下老院士們急了。鮑文奎先生首先發難：“日本人占領的時候，我就在這個地方工作了，我知道這塊試驗田有多大。1955年的時候，西直門外這一大片，荒地多得很，如果當時你們就作規劃了，為什么不把鍋爐房規劃到荒地上，偏偏一定要規劃到農科院的試驗田上呢？這只能說明你們想無償占掉農科院的土地，不重視農業科技！”
“老先生的這個話一下子就說重了。”陳萬金笑著說。
會議主持人趕緊打圓場。
作為農科院領導班子的參會代表，陳萬金當時提出，農科院承擔的都是國家農業科技項目，唯一的基礎是試驗田，沒有試驗田怎么做試驗？這是專家的命根子啊。而且大鐘寺是著名古跡，蓋鍋爐房也與文明古跡不相稱。根據事先做好的調查，陳萬金給鍋爐房提出了其他合適的選址建議。
最后，北京市政府采納了陳萬金的意見。農科院在聯想橋南的試驗田也得以保留下來。
去留費思量
“估計現在這片田也呆不長。”種地的蔣師傅憨厚地笑著跟記者說，“好家伙，這兒地太貴了。”
聯想橋兩側的試驗田的未來將如何呢？
去年9月，農科院的有關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三環內唯一也是最后的農田不會改變性質，但其科技含量將更高，更能代表我國現代農業的快速發展，也是今后我國農業的發展方向。”
但是就像蔣師傅的擔心一樣，很多網友都懷疑這片試驗田“呆不長”。有人說：三環路邊還弄得跟農村似的，已經跟不上城市發展的步伐了，試驗田早該搬遷；有的人則祈禱“開發商千萬不要盯上這片地”，讓它繼續70多年的農業試驗。
陳萬金雖然曾為了維護試驗田而多次參與糾紛協調，但他也坦承：其實現在在城市里做農業試驗也有不適合之處。
“首先城市的污染比較嚴重，而且由于城市的熱島效應，溫度比農村要高一些，這些因素對作物生長可能帶來一些影響。”
他認為，如果能在郊區相應地給農科院補償比較大面積的土地做試驗田，進行統一的規劃；將城里的試驗田拿出來進行城市建設，同時解決職工住房的難題，也不失為一種多贏的辦法。
但也有生態學界人士認為，在一片水泥森林中“幸存”下來的農田，其存在本身就是北京城市中一道獨特的田園景觀，也為重新理解農業活動在城市發展過程中的價值創造了有意義的空間。在日本東京市中心街頭，至今還特意保留著一塊水稻田，以示國民不忘水稻對日本社會的極其重要意義。
偌大的北京城市中央，能否容得下這最后一塊農田呢？
（本報記者 肖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