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國家統計局公布2024年最新糧食生產數據，我國糧食總產量首次超過1.4萬億斤，達到14130億斤，糧食產量躍上新臺階。
中國是人口大國，也是全球消費量最大的國家，重視農業、保障糧食安全，一直是我國最重要的國策之一。1.4萬億斤來之不易，它們是怎么生產出來的？糧食的穩產和增產又是怎樣實現的？
少有人知道，每一粒糧食背后，都有國家人力、物力和財力投入。在2024年糧食生產數據公布之時，新京報記者采訪了中國農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鐘鈺，解讀1.4萬億斤背后，那些普通人不太了解的“國家賬單”。
中國農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鐘鈺。受訪者供圖
改土引水，改變農業生產模式
耕地、土壤、氣候等，是影響農業生產的重要因素，也是保障糧食產量的基礎條件。從新中國成立伊始，我國對農業基礎建設的投入，就從未停止。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興水利到南水北調，龐大而漫長的農田水利工程，是糧食增產的根基。
數據顯示，在全球，81%的耕地是旱地，依靠自然降水生產，只有19%的耕地可以實現灌溉。而在我國，可以灌溉的農田面積，占全國農田的51%左右，使得農業具有更強的韌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抗逆境，不僅是干旱，還有嚴寒、高溫等。
而隨著現代技術的發展，滴灌、節水灌溉逐漸替代傳統的大水漫灌，這使得灌溉用水的效率進一步提高，進而讓更多農田得到灌溉的機會。
如今，這個數字仍在不斷增加。鐘鈺介紹，根據水利部公開的數據，僅在2022年，水利系統就安排832個脫貧縣水利建設投資1106.4億元，實施1.6萬個水利項目，新增、恢復和改善灌溉面積526.3萬畝。在2024年，水利部推進現代化灌區建設試點達到16個灌溉區，相較于2023年增加了6個，落實投資52億元，可新增恢復和改善灌溉面積約6000萬畝。
不止灌溉，還有土壤改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我國針對黃淮海中低產田，啟動了一場漫長而龐大的土壤改良工程，到上世紀末，許多鹽堿地改良成了良田。更早的時候，我國針對南方紅黃壤，開啟長期監測和改良實驗，持續至今，已超過60年，大量容易酸化的紅土地，同樣變成了良田。而這場和土壤的戰爭，背后同樣是國家力量的巨大投入，鐘鈺介紹，僅針對土壤污染防治，中央每年撥付的資金，就超過10億元，2024年為13.2億元。
耕地改良，10億畝旱澇保收的農田
從改土治堿到中低產田改良，針對農田的國家建設從未停止。進入本世紀后，為保障糧食穩產、豐產，一項新的國家建設項目開啟，即高標準農田。
2004年，國務院印發《關于實施百年耕地保護工程的意見》，2006年，農業農村部等六部委發布《高標準農田建設方案2006-2020》，此后，我國先后多次發布高標準農田建設方案、實施意見等，到2022年，實際建成高標準農田10.16億畝，占耕地面積的52.97%，占永久基本農田面積的65.53%。
高標準農田，是旱能灌、澇能排的高產穩產農田，而建成高標準農田，背后是巨大的投入。鐘鈺介紹，我國高標準農田建設，采用中央和地方共同投入的方式，2019年前，中央財政補助為每畝投資標準為1500元。2024年，中央財政對高標準農田建設的畝均補助標準由1300元提高到2400元。
從各級政府投入看，2011-2018年，各級政府投入高標準農田建設資金4600多億元，2019-2022年，各類資金投入高標準農田建設近6340億元。
蟲口奪糧，每年挽回損失超6000萬噸
病蟲害也是農業生產中最重要的風險之一。在歷史上，蝗蟲過境，寸草不生的災害時有發生。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就開始建設一套覆蓋縣鄉的植保體系和農技推廣體系，并通過國家科研的力量，解決重大病蟲害的問題。鐘鈺介紹，1949年，我國在當時的農業部設置了病蟲害防治司，以后逐漸組建起了貫通國家—省—市—縣—鄉的五級植保體系，全面支撐農作物重大病蟲害監測防控能力。
通過國家力量的投入，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就實現了對東亞飛蝗的有效治理，徹底解決了困擾中國農業數千年的這個重大災害。
當前，我國有數十萬的基層植保人員，長期在生產一線，他們帶著防治害蟲的藥劑，常年奔走在農田之中，以“發現一點，防治一片”的原則，將病蟲害的損失降到最低。
以全球遷飛的草地貪夜蛾為例，在遷飛進入中國之前，我國植保人員就已經發出預警并做好預案。2018年底，在云南首次發現后，迅速啟動防治措施，并隨即發布草地貪夜蛾防治手冊，最終，在非洲造成赤地千里的草地貪夜蛾，在我國并沒有造成絕收性的災害。
記者了解到，草地貪夜蛾屬遷飛害蟲，而遷飛害蟲，是農業害蟲中最重要的部分，占絕大部分。而針對遷飛害蟲，我國有四道防線，分別是邊境防線、長江防線、黃河防線和長城防線。這些防線上，設有眾多的監測站、昆蟲雷達、用于誘捕的高空探照燈、性誘設備等各種捕殺害蟲的設備，阻擋昆蟲的遷飛。
此外，在常規防治中，我國通過政府投入，常年實施多種防治措施，如小麥的一噴三防、玉米的一噴多促等，這些防治措施的人力成本、機械、藥劑等，全部由政府投入。鐘鈺介紹，“僅在2024年，中央財政支持各地病蟲害防控的農業救災資金就達到14.16億元，這還不算各級政府投入的資金和人力物力。”
來自中國農科院植保所的數據顯示，通過實施有效的病蟲害防治，僅在三大主糧中，每年可以挽回近6000萬噸的產量損失。這一植保體系仍在擴大，鐘鈺介紹，2024年，全國市、縣級植保機構增加189個，植保專業人員增加1582人。全國主要農作物重大病蟲害防治面積59.81億畝次，有效防治挽回三大糧食作物損失約6100萬噸以上。
兜底補貼，保障農民基本利益
為保障我國農業生產和農民收入的穩定，我國實施多種補貼和兜底政策。
如最低收購價政策，主要針對主糧，早秈稻、中晚秈稻和粳稻，還有玉米，都采用最低收購價模式，在全國任何地方，只要市場價過低，農民隨時隨地可以將糧食賣到國家設置的收購點，而所有的收購點無限收糧，同時，這些收購點遍布所有產量地區，方便農民隨時賣糧。“可以說，通過最低收購價的兜底，我國保障了農民最基礎的利益。”鐘鈺說。
隨著農業現代化的推進，農業機械成為糧食生產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鐘鈺介紹，我國實施多種農機補貼政策，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各有投入，僅以中央財政撥付為例，每年超過數百億元，僅2024年，中央財政安排的農機購置與應用補貼就達到了246億元。大力度補貼之下，我國農機保有達到2億臺套，農業綜合機械化率達到74%，小麥、玉米、水稻三大主糧達到97%、90%和86%。
針對糧食生產，我國實施耕地地力保護補貼、生產者補貼等多種補貼形式。鐘鈺介紹，2024年，中央財政安排種糧耕地地力保護補貼1205億元，適度規模經營補貼234億元。此外還有針對產糧大縣的獎勵資金351億元。還有針對特殊作物的補貼，如2024年針對黑龍江省玉米生產者補貼達到20元每畝，針對新增玉米大壟密植補貼達到25元每畝，大豆大壟密植補貼達到50元每畝等。
農業保險也是國家投入重要保障力量之一。鐘鈺表示，我國三大主糧作物已實現完全成本保險和種植收入保險全覆蓋，其保費主要有中央財政、地方財政和農民各自分擔，其中政府支付占絕大部分，普遍占80%左右，有些地方甚至全部由政府支付。這部分的資金，僅中央財政支付部分，2024年就達到547.5億元。
科技興農，走向世界前列的農業科技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農業生產中，科技的支撐力正越來越強，如小麥，從畝產一兩百斤到畝產千斤，良種、良法、良田的作用至關重要。
在發達國家，除國家科研力量外，農業企業也是科研攻關的主要力量之一。但在我國，由于農業企業起步較晚，發展時間較短等，農業科技攻關的任務，主要由“國家隊”承擔。
數據顯示，2023年，我國農業科研機構從業人員達8.77萬人，各層級科技推廣從業人員達到了48.98萬人。農業科研機構1100多家，地市級以上農業科研機構的數量達974個，進入農業科技機構競爭力指數排名全球TOP100的機構有15家。
龐大的科研隊伍，眾多的科研成果，背后是國家力量的長期投入。鐘鈺介紹，尤其是近年來，我國農業科技投入不斷增加，2021年我國農業科技投入金額為1.8萬億元，2022年達到2.1萬億元。
眾多機構和人員，涵蓋了農業產業鏈的各個環節，而其中基礎研究尤為重要。鐘鈺表示，2017年3月，農業農村部正式啟動農業基礎性長期性科技工作，圍繞土壤質量、種質資源、農業環境、植物保護等10個領域，在全國456個農業科研院所開展觀測任務，并構建了以11個農業科學觀測數據中心為“塔尖”、148個農業科學觀測實驗站為“塔身”、4萬個農業生態環境國控監測點為“塔基”的“金字塔”式工作架構。
同時，我國還建立了一套農業科研助力生產的新機制，除全國50多萬基層農技人員外，還有4100多個專家組、4000多名特聘農技員，常年深入一線進行生產指導。
長期的科研投入，為我國農業現代化奠定了深厚的科技基礎。來自中國農科院的最新數據顯示，我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為63.2%，較2012年提高了10個百分點。2019-2023年，中國農業科技論文發文數量持續排名全球第一，中國農業科技論文競爭力指數全球第一，中國農業專利競爭力指數首次實現全球第一。
在日常生產中，也能看到很多農業科技場景。鐘鈺介紹，2024年，我國植保無人飛機保有量25.1萬架、防治作業面積26.7億畝次，穩居全球首位。事實上，無人機除飛防之外，還可以播種、調查土壤、監控作物生長情況等，這些功能，如今都已經應用在生產中。
政策法律，長期保障糧食安全
從2004年開始，中央每年發布的第一個文件，都是關于三農的政策，因此，中央一號文件也成為我國三農政策的代名詞。
鐘鈺介紹，我國已經建立了一系列涉及糧食生產、儲備、流通、加工和消費等方面的法律法規，為糧食安全的保障提供了堅實的法律基礎，發布了眾多相關政策，保障糧食生產和農民收益的穩定。
在政策保障方面，早在1995年，我國就開始實施“米袋子”省長負責制。2015年，實施糧食安全省長責任制。2021年，實施糧食安全黨政同責制度。到現在，已經形成“五級書記”抓糧食的局面。
在法律法規的保障方面，黨的十八大以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基本農田保護條例》《全國國土規劃綱要》《土地復墾條例》等為主干的法律體系逐步完善，形成了嚴格的耕地保護機制。
“眾多的政策法律，確保了農地姓‘農’、糧田姓‘糧’。”鐘鈺說，“針對糧食安全，我們的政策法律，確實是‘長牙齒’的，這些‘長牙齒’的硬措施，對保護耕地，保障糧食生產，保障農民利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6月1日，我國《糧食安全保障法》正式實施，對耕地保護和糧食生產、儲備、流通、加工等環節以及糧食應急、節約等分別作出明確規定。這意味著對糧食安全的保障，有了更加完善和明確的法律依據。鐘鈺稱，“《糧食安全保障法》作為我國糧食領域第一部基礎性、統領性法律，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深入實施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建立完善糧食安全保障制度體系，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