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農民收入實現“十一連快”、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縮小，農民增收也進入新常態。而新常態下如何讓農民持續增收，無疑成為“三農”工作的一大新挑戰。
櫛風沐雨：成果顯著
12年來，每個中央一號文件都有一個主題，“但其核心均是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促進農業與二、三產業有機融合，實現農業與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資源與農業區域規劃所研究員陳印軍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朱啟臻指出，“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增收問題。
資料顯示，改革開放后，農民人均純收入開始穩步上升，并且1993年步入快速增長通道，在1993~1997年間，年平均增收261元。但從1998年開始，農民收入增長變緩，直至2003年。1998~2003年的6年間，年平均增收只有88.7元，不足89元，只有之前5年的1/3。同期，糧食生產也出現下滑。
針對這種現象，2004年1月，中央下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即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
陳印軍表示，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的發布，扭轉了農民人均純收入連續增長緩慢和糧食生產連續滑坡的局面，農民收入實現較快增長，糧食生產也步入連續增產之路。2004~201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660.9元，是1997~2003年間的7.45倍。“并且是連續性較快增長。”
據悉，12年來，農民收入有大幅度提高，城鄉差距不斷縮小，中央也一直強調用農民增收解決農業問題。“近幾年，農民增收幅度超過了城市，這確實為縮小城鄉差距起到了作用。”朱啟臻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
在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所長秦富看來，一號文件一直將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方面作為重點，政策也不斷細化、系統化，這是總體的變化趨勢。“文件的針對性也在逐年增強，農民增收方面政策的落實也越來越得力。”
“一號文件在為農民增收上起到了積極作用，在不斷探索農民增收途徑和提高農民保障水平、讓農民和城市居民享有共同的社會福利上，也一直在努力。”朱啟臻補充道。
“確保農民增收對我國的糧食生產、糧食安全發揮重要的作用。”秦富說。增加“三農”投入一直作為重點，對增加農民收入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比如增加基礎設施建設，為農民增收提供一個穩定的基礎；相關的補貼政策，還有提高資金的利用效率和支持保護政策等。
惠農增收：為啥年年提
“農民是一個非常大的群體。如果這個群體富不起來，那么整個社會就不會富。所以這是促進農民增收的一個基本要求。”宋洪遠說。近幾年，農民收入總的形勢是好的，實現了農民收入的“十一連快”，城鄉居民收入差連續四年縮小。為什么在好形勢下，還要講農民增收的問題？
在宋洪遠看來，中國經濟增長進入新常態之后，確實存在著制約農民收入增長的因素。過去“十一連快”有其特殊背景：首先是總產量和價格雙增長導致的家庭經營收入增長；其次，勞動力轉移規模擴大和農民工收入水平提高作用下的工資性收入的提高，即規模和轉移數量與工資水平雙提升；第三，是以補貼為主的轉移性收入提高，過去我們既提高了補貼的標準，又擴大了補貼的范圍，也是一個雙增長的概念。這就是說，“十一連快”是三個“好事成雙”帶來的。
但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就業機會減少會影響工資性收入，政府財政收入減少又會影響政府投入和補貼，這使得轉移性收入受到影響。
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工資性收入在農民人均純收入中占45.3%，家庭經營純收入占42.6%，其中種植業收入占24.6%。
此外，陳印軍認為種養業結構也存在問題。資料顯示，全國養殖業（畜牧業+漁業）比重從1980年的20%上升至2000年的40.6%，但之后長期在40%~46%之間徘徊，2012年下降為41.6%，2013年下降為40.7%。
陳印軍指出，糧、經二元種植結構調整為糧、經、飼三元結構講了多年，但進展緩慢，主要是由于過度突出糧食生產，飼料作物發展緩慢。
據了解，東北一些地區，一方面賣糧低效，另一方面又高價從外地甚至國外進口飼草。在北方，尤其是農牧交錯帶，應突出發展飼料作物，而不是繼續強化糧食種植。
陳印軍告訴記者，一方面是提升農產品(000061,股吧)質量，一方面是降低農產品生產成本，提高市場競爭力和經濟效益。我國現在部分農產品質量差、生產成本高，難以與國外進口產品競爭。如近期出現的倒奶現象，主要是進口奶粉價格大大低于國內產品，以至于企業大量進口低價奶粉，使得國內奶農受到嚴重沖擊。
事實上，“我們看到，種植業對農民增收貢獻已經降到1/4以下。這種情況下，農業支持政策如何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成為一個新的挑戰。”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分析說。
在經濟作物和設施園藝農機裝備研發的支持力度方面，陳印軍認為，現在平原區小麥生產已基本實現了全程機械化，玉米和水稻生產也逐步實現全程機械化，但目前經濟作物和設施園藝作物的機械化率還很低。“隨著農村大量勞動力的轉移，以及年輕人不愿下田干活，經濟作物和園藝生產面臨嚴峻挑戰。”
朱啟臻向記者指出，目前農民增收問題還是缺乏系統考慮，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不明確。
內外聯動：常態化增長
的確，農民增收還面臨很多問題，通過農業增收的潛力越來越小，“應通過多種方式、多種渠道進一步提高農民收入。”朱啟臻說。“農民增收問題需要政策統籌、內外兼顧。在促進農業發展的同時也能促進農民收入有所增加。”秦富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
他進一步指出，內因是農業內部的挖掘。通過內部挖掘提高農業的競爭力，從而促進農民增收。外因主要是強化農業的社會化服務，這也是以后與涉農有關的鏈條。在產前產中產后提供社會化服務，提供農民能看到的專業化、規模化、集約化的社會化服務，改進生產效率。一可以解決農民的勞動強度，二可以促進增產增收。
“農民增收要有更寬的視野，不僅要在農業內部拉長產業鏈，更要注重內外聯動，從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中拓寬農民增收渠道。”陳錫文說。
秦富認為，通過社會化服務為農民增收提供保障，包括農業機械化、農業技術推廣、農業保險等，不僅能保收入還能增收入。
“促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通過延長產業鏈把相關涉農的收入留給農業、留給農村、留給農民。”秦富告訴記者，以前的一號文件沒有明確提出來，今年單獨提出來了。
“強化社會化服務與農產品流通體系，讓農民實現優質高產的同時，保障產品銷得出去，獲得應有的收益。”陳印軍說，“拓寬農村外部增收渠道，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和創業，下大力度解決進城務工農民子女入學問題，關鍵是戶籍制度改革問題。”
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化的背景下，朱啟臻認為，農民增收也應該進入新常態化的、有保障的、納入法制體系的框架之內。完善和加大對農業、農民的補貼力度，主要是農業的保障和農民的社會福利上，還要增加農民的財產收入。
農民增收，特別是靠農業來增加農民收入，離不開國家對農業的支持。“不要試圖讓農業市場化、讓市場來安排農民的收入，這是在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的。”朱啟臻說。
陳印軍也表示，繼續提高農業補貼，但增量部分應重點用于促進規模化、集約化方面。
對于未來農民如何增收，朱啟臻建議，首先要和城鎮化和工業化趨勢相一致，就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其次要使留在農村的且愿意種地的農民有更多的地可以種，也就是適度規模經營。
“城鎮化、土地流轉、規模化和農民增收是一個問題的多種環節。忽視任何一個問題都不能達到既保證農業安全也提高農民收入的目的。”朱啟臻說。
對未來農民增收，秦富認為，著力點是在進一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上。這方面有很大潛力可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