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一直重視大豆產業發展,但受國內外多重因素影響,大豆生產和貿易形勢仍比較嚴峻,突出表現為大豆種植面積有限、單產不高、效益較低、貿易受控等,國產大豆生產經營優勢不振。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世界經濟復蘇脆弱、跨國糧企全球布局等因素影響,我國大豆生產、貿易、供需平衡等方面受到較大現實沖擊。
大豆生產方面,一是種植成本高、比較效益偏低、擴大種植面積難。與玉米、水稻等作物相比,尤其是受巨量進口大豆低價沖擊,大豆比較效益偏低,農民種植大豆積極性受挫。二是大豆種植規模零散、管理粗放、單產水平低。我國大豆生產主要是千家萬戶小規模種植,良種化程度不高、植保措施不強、機械化程度也不高,加上科研投入不足,大豆單產水平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70%。三是受低價進口大豆擠壓,國產大豆受抑制效應顯著。目前,國產大豆入廠價格約為6500元/噸,進口大豆完稅后的進口到岸價格約為5000元/噸,明顯低于國產大豆價格,不僅削弱了國內支持發展大豆生產的政策效果,而且推高了發展大豆產業的政策成本。
大豆貿易方面,一是對外依存度高且短期內難改變。1995年以來我國大豆消費量快速增長,進口一直保持增長趨勢,未來10年進口量增速或放緩,但高度依賴進口的格局不會根本改變。二是高度依賴進口的潛在風險加大。我國大豆關稅水平較低(3%),通過關稅調節國際市場價格波動影響的空間非常有限。目前我國大豆自給率不到15%,大豆及其制品市場很大一部分為外資掌控,給國內市場和產業穩定發展帶來挑戰。三是進口來源集中度依然很高。我國大豆進口來源國經歷了由美國主導向美國、巴西和阿根廷相互競爭的格局變化,從上述三國進口大豆占進口大豆總量的95%。四是大豆流通能力外控,產業鏈供應鏈易受突發事件影響。美國ADM、邦吉與法國路易達孚等跨國公司掌握著全球大豆行業90%的貿易量,在美國、巴西等大豆主產國,均建有完善的生產、收儲、加工和服務于國際貿易的物流體系,控制著全球范圍內主要大豆貨源。我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大豆買方,總體市場掌控能力不容樂觀。另外,2004年以來外資大量進入我國大豆壓榨和加工行業,通過收購、合作等方式逐步強化大豆采購主導力量,采購權占據主導地位。
結合我國大豆生產和進口情況,中長期看大豆不可能實現基本自給,考慮到我國國情和大豆產業的特殊性,應加快推進大豆產業振興。對比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的“穩定大豆生產,多措并舉發展油菜、花生等油料作物”任務,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全力抓好糧食生產和重要農產品供給”,“大力實施大豆和油料產能提升工程”,體現了我國發展大豆產業的政策連續性,也明確了發展大豆生產的針對性舉措。圍繞提升大豆產量的面積和單產兩個決定因素,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保持發展大豆的戰略定力,持續推進大豆振興計劃實施。根據“擴面、增產、提質、綠色”的目標,實施區域化布局,強化科技支撐,推進大豆產業振興,切忌反復。加快發展大豆產業,既要加快提高大豆產量也要注重提升品質,既要發展高蛋白大豆又要兼顧高油需求,既要著力穩定提升大豆產能又要保持適度進口還要考慮適當出口,確保我國大豆生產、貿易、供需的有效銜接,確保大豆市場穩定。
第二,調結構、擴面積、保產能。要抓緊落實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一方面加大耕地輪作補貼和產油大縣獎勵力度,集中支持適宜區域、重點品種、經營服務主體;另一方面,在黃淮海、西北、西南地區積極推廣玉米大豆帶狀復合種植,在東北地區開展糧豆輪作恢復大豆種植面積,在黑龍江省部分地下水超采區、寒地井灌稻區推進水改旱、稻改豆試點;此外,開展鹽堿地種植大豆示范。基于滿足基本需要和實際可能出發,我國大豆播種面積近期可達到1.5億畝以上,2022年總產達到并超過2000萬噸(平均畝產135公斤左右),大豆自給率超過20%。到2025年,在持續穩定1.5億畝以上播種面積的基礎上,主要依靠提高單產水平把國產大豆穩步提高到2300萬噸以上,進一步增加大豆自給率。
第三,科技先行、突出創新,強化支撐、內生發展。一是加快優質高產大豆品種選育,提升單產水平,縮小與世界大豆主產國單產差距,到2025年力爭達到并超過150公斤/畝。主要是加大大豆科研投入,改善科研條件,促進聯合攻關,注重成果應用,兌現大豆良種選育后獎勵政策。二是通過大豆產業合作的組織創新,實現專業化種植、集約化管理、產業化經營,提高大豆產業鏈價值鏈的內生增值效應,增加豆農收入。三是強化合規補貼,合理保障豆農收益。充分利用WTO農業規則,給予豆農和大豆產業發展更多補貼,在穩定生產者補貼的基礎上,對大豆生產服務補貼、大豆良種補貼,同時落實大豆全成本保險及種植收入保險主產省和生產大縣全覆蓋,充分調動豆農種植大豆的積極性。
第四,多渠道拓寬大豆供應來源。在鞏固和改善美國、巴西、阿根廷等主要大豆進口來源穩定性的同時,積極推進戰略性農業國際合作,多方增加進口大豆,務實穩步推動農業走出去,促進建立多元穩定可靠的進口渠道,推進大豆進口市場多元化。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副所長 孫東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