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務院副總理汪洋準備離開時，她迅速跑上前去，從包里拿出了一棵大白菜，開始向汪洋副總理介紹大白菜的來龍去脈……這一幕發生在今年兩會的座談會現場，給汪洋副總理送大白菜的是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農委副調研員譚志娟。
譚志娟此舉是想讓國家領導人和老百姓們知道，在黑龍江寒地黑土上種出來的蔬菜是安全放心的，全國人都可以吃到。從事基層農技推廣工作38年的譚志娟是連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她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食品安全是她一直關注并嘗試解決的問題。
不只譚志娟一個人，食品安全也是全社會關注的焦點，而食品安全源頭在農產品，基礎在農業。當前，農業產業的任務不僅是保障農產品數量的增長，更要看重農產品的質量和安全。目前社會上也已涌現出很多模式，如社區支持農業（CSA）、訂單農業、生態農業等，為保證農產品質量安全提供了新路徑、新武器。
政府：頻發“史上最嚴”之音
近年來，社會公眾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期待不斷刷新，黨和國家對其要求也頻發最強音，如最嚴謹的標準、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等。
于是，有人提出，“農產品質量安全真的那么難管嗎”？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回到農產品質量安全本身。農產品質量安全是指農產品質量符合保障人的健康、安全的要求。
20世紀80年代以前，社會公眾和政府主要關注農產品的數量問題。但進入21世紀，我國實現了農產品總量平衡、豐年有余，解決溫飽問題之后，公眾的消費類型和行為發生了轉變。
在中國農科院農業質量標準與檢測技術研究所研究員李祥洲看來，人們的注意力從吃得飽轉向吃得好、吃得安全，政府有關農業生產管理的政策措施也逐漸向質量安全傾斜，著手解決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
2001年，農業部啟動實施旨在提高農產品質量和保證農產品消費安全的“無公害食品行動計劃”。事實證明效果是明顯的。近年來，我國農產品監測合格率一直穩定在96%以上，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也穩定向好。
“但由于我國農產品生產加工鏈條長，生產經營主體龐大分散，質量安全隱患層出不窮，違法手段花樣翻新，小概率問題引發的突發事件時有發生，給利益相關方造成了嚴重的困擾和損失。”李祥洲說。
一直以來，我國在確保從田間到餐桌的安全方面主要有兩部法律作為支撐依據，即《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和《食品安全法》，后者已于2015年10月1日正式實施。新《食品安全法》自出臺后，就被社會冠以“史上最嚴”的稱號。
以果蔬等禁施劇毒、高毒農藥為例，新《食品安全法》對違法使用劇毒、高毒農藥的行為，增加了由公安機關予以拘留處罰的規定。
然而，《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實施已有11年，卻還未修訂。今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江西省政協副主席劉曉莊和全國人大代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昌吉州瑪納斯億鑫果品專業合作社理事長楊琴等人都提出要盡快修訂該法。
“目前我國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與現行《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存在一些漏洞有關。”楊琴表示，兩部法律在食品、食用農產品的概念以及制度安排、監管主體、監管對象、檢驗檢測、法律責任等重大內容上銜接還不完善不配套。不過記者獲悉，《農產品質量安全法》正在修訂中。
現實：從農戶到消費者的鴻溝
事實上，農產品質量安全已上升到國家戰略，目前我國已建立一系列制度，出臺了很多法律法規，但農產品質量安全形勢依然嚴峻，正如農業部部長韓長賦在兩會上講到的“總體向好，但問題不少”。
究其原因，問題并不是出現在一個環節上，與農產品生產經營方式、產地環境、農業投入品、消費引導、公眾科學素養等關系密切。
以農業投入品為例，在李祥洲看來，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農產品生產過程中不使用化肥、農藥是不可能的，“農業現代化程度越高，化肥農藥的使用量越大”。
實際上，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做到農產品中沒有農藥殘留，農獸漁藥殘留已成為農產品的全球共性問題。“食用含有農藥殘留的農產品是否安全取決于農藥的殘留量、毒性和攝入量，我國參照國際標準制定了農產品中農藥殘留限量標準，殘留低于限量標準。”李祥洲說。
提到化肥、農藥，就會想到農戶。有研究顯示，農戶對農藥及其殘留的認知很大程度上受到推廣機構以及先前養成的耕作習慣的影響。
“只要當地政府指導、服務到位，都沒有問題。”譚志娟深有感觸。她表示，這就需要加強農村信息化建設、基層社會服務體系建設以及加大農戶技能培訓等。
還有一個環節不容忽視，就是消費者的導向作用。譚志娟向《中國科學報》記者講述了自己親身經歷的事情，有網友問她：為什么現在的西紅柿吃起來比較硬，汁水也比較少，不像小時候的西紅柿那么好吃了，是因為質量的問題還是農藥的問題，還是種植方法的問題？
譚志娟解釋道，種植上有問題，體現在選擇的品種上，為了方便運輸，同時田間管理上也有問題；還有消費者喜好問題，“消費者就是愿意選擇長得好看的，生產者只能通過各種方式讓它長得好看。”譚志娟表示，“市場需要啥，農戶就生產啥。”
在李祥洲看來，國家應該深入開展各類宣傳科普活動及培訓教育，普及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律法規及科學知識，培養和提高公眾的農產品質量安全意識、科學認知及消費水平。
民間：積極探索解決之道
近年來，隨著社會對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的日益關注，一些如社區支持農業（CSA）、訂單農業、生態農業等“民間方法”正嘗試解決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
以訂單農業為例，訂單農業是農民按照與企業或者中介組織簽訂的訂單合同來安排組織農產品生產的一種農業生產經營模式，訂單合同往往規定高質量對應高價格。
本意如此，農產品生產者為了獲得收入的最大化，勢必就加入訂單農業，并自發地提供高質量的農產品。同時，隨著農業結構的調整，只有那些高質量、高品質的農產品才會滿足現代社會的發展。
但問題是，訂單合同的約束力不夠。如訂單合同不規范，有的合同對農產品的質量、數量、規格、品種以及檢驗標準的規定不清晰，就會為合同糾紛埋下隱患。
此外，由于我國的農民文化素質普遍不高，生產規模也較小，目前農民缺少獲得有效信息的渠道。而市場交易的信息不對稱，使得實力薄弱的農民不能成為市場的主體，無法真正的進入到市場。
這一點也得到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學院教授孔祥智的認可。他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買方壟斷市場下，訂單農業有助于有效執行嚴格的質量控制標準以達到農產品質量的目的，“但也說明相較于未參與訂單的農戶，參加訂單的農戶往往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
同為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的CSA模式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國際社會生態農業聯盟副主席、分享收獲（北京）農業發展有限公司創始人石嫣一直從事CSA在中國的傳播和實踐工作。她向記者介紹，CSA本身強調生產者和消費者直接建立信任關系，減少中間環節，讓消費者了解生產者，同時雙方共擔農業生產中的風險，共享健康生產給雙方帶來的收益。
目前，CSA正在中國迅速展開。據不完全統計，在北京、上海、深圳、廣東等地出現了上百家CSA；農夫市集也逐漸被公眾所認識。
但小農場基本上以生產生鮮初級農產品為主，這類產品的特點就是產量受到外部因素影響較大，如天氣、病蟲害、管理等，一旦產銷匹配度不高，則損耗非常大。“目前CSA農場面臨的是生產、會員招募和會員管理三方面的困境。”石嫣說。
毋庸置疑，解決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不能一蹴而就。“由于歷史和現實原因，我國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具有長期性和復雜性，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全解決，需要科學規劃、穩步推進。”李祥洲告訴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