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式邦 (1911-2011)
院士簡介:
邱式邦(1911-2011),男,浙江省吳興縣人,著名昆蟲學家。1935 年畢業于上海滬江大學生物系,1948—1951 年在英國劍橋大學留學。1980 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曾任農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常務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聯合國糧農組織蟲害綜合防治專家委員會委員,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研究員。
從事害蟲防治研究70 余年,發表學術論文105 篇。闡明了蝗蟲、松毛蟲、玉米螟、大豆害蟲、甘蔗害蟲等多種重大害蟲的發生規律和預測預報方法以及控制技術。在國內首創應用六六六粉劑治蝗、顆粒劑防治玉米螟等,20 世紀中葉在全國大面積應用推廣。20 世紀70 年代,總結提出“預防為主,綜合防治”的技術思想,被確立為我國植物保護科學技術的指導方針。20 世紀70 年代末,籌建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防治研究室,致力于開展害蟲天敵保護和國外天敵資源引入利用,積極倡導推動全國生物防治技術研究工作。創辦了《中國生物防治》學術期刊,擔任主編。先后獲得農業部愛國豐產獎、全國科學大會獎、法國農業部功勛騎士勛章、國務院表彰等嘉獎。1957 年被授予全國農業勞動模范、1979 年被授予全國勞動模范榮譽稱號。2009 年被授予新中國成立60 周年“三農”模范人物榮譽稱號。
他一生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事業、熱愛家庭、熱愛自然,更熱愛農民。他大愛無疆,把最深厚的愛,全部化作戰勝害蟲的智慧,獻給這片生養中華民族的沃土,為我們樹起一塊綠色植物保護的豐碑。
農業衛士 生防先鋒——記中國科學院院士 邱式邦
他脫下洋裝扎根于條件異常艱苦的蝗害災區,改進藥劑,制定“三查”,開創了新中國治蝗事業的輝煌;他研究推廣防治玉米螟顆粒劑,簡便實用,為國家糧食生產再立新功;他研究掌握多種重大害蟲的發生規律,提出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簡便易行的綜合防治技術策略;他以辯證的思維,積極倡導保護利用天敵控制蟲害,推動生物防治科學技術發展進步;他站在科學工作者事業與責任的高度,凝煉提出了我國植物保護科學工作的指導方針;他投入畢生精力和智慧致力于農作物病蟲害防治技術研究,服務農民、為國分憂。他就是著名昆蟲學家邱式邦院士。
刻苦求學赤子心 投身害蟲防治生物學
邱式邦,1911 年8 月10 日出生于浙江省吳興縣,1925 年考取上海滬江大學附屬中學,1931 年考入滬江大學生物系,1935 年以優異成績畢業。在校期間,從美國留學回國的李廷蔚先生開設了昆蟲課,老師的循循善誘和熱心指導,對邱式邦投身昆蟲學研究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1936 年,邱式邦走進南京中央農業實驗所,開始了為之奮斗一生的植物保護研究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實驗所被迫西遷,他被分配到該所廣西柳州沙塘工作站,直到1946 年才隨中央農業實驗所回到南京。在這段顛沛流離的歲月里,他先后從事過松毛蟲、玉米螟、大豆害蟲、甘蔗棉蚜、飛蝗等重要農林害蟲的生物學、發生規律、防治方法及天敵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扎扎實實的成績。
中國是個傳統農耕大國,自古以來就是蝗災危害嚴重的地區,有史料記載的重大蝗災就有800 多起,早在唐朝便有文字記述:“蝗,東自海西盡河隴,群飛蔽天,旬日不息?!薄对贰酚涊d的山東、河南一次蝗災:“飛蝗蔽天,人馬不能行……”從古至今,蝗災與水災、旱災同為華夏大地發展農業生產的三大“天災”。20 世紀40 年代的舊中國,正處于“外患”與“人禍”橫行的苦難時期,連年的蝗災更讓社會底層勞苦大眾生活在災難深重之中。
1938 年黃河花園口炸開決堤后,黃河淹沒了豫、皖、蘇三省94 萬多公頃農田,黃泛區內田地荒蕪,民不聊生,造成歷史上空前嚴重的蝗災。到1944 年,在被淹泡了7年之久的中原地帶,僅河南省飛蝗發生面積就達到387 萬多公頃,治蝗成為解決國家民生的大難題。邱式邦正是在這種危難之機開始走上治蝗事業的荊棘之路。他面對的是饑民遍野、滿目瘡痍,黃泛區老百姓仍然使用老一套人工撲打治蝗,可這對鋪天蓋地的蝗蟲來說幾乎不起任何作用。恰巧1947 年,英國卜內門公司治蝗新藥——六六六問世,他立即將其引入中國。新農藥六六六是濃縮劑型,他拌上填充物改進成粉劑,在蝗區開展研究試驗,蝗蟲死亡率達到90% 以上,他將研究結果撰寫出國內第一篇使用六六六治蝗技術報告。然而,在那個混亂動蕩的年代,他的滿腔熱情和成功的喜悅最終也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和推廣。
1948 年,邱式邦考取了英國劍橋大學研究生,深入學習研究蝗蟲生理學。1949 年,五星紅旗在祖國首都天安門廣場冉冉升起,身在異國求學的邱式邦,十分關注新中國的發展和變化。一天,他在劍橋大學圖書館閱報室,看到《人民日報》刊登了一條消息——中國采用飛機噴灑六六六在黃驊開展治蝗。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新中國,是多么的了不起!那條短短的消息對深懷拳拳報國之心的邱式邦觸動很大,五星紅旗在召喚!他毅然決定及早結束劍橋的學習生活,矢志回國報效祖國,為建設新中國開始追求新的蝗蟲防治事業。
滿懷拳拳報國情 開創新中國的治蝗業
1951 年9 月底,邱式邦攜家眷歷經輾轉顛簸,從英國劍橋經香港回到了闊別數年的祖國,當時的廣東省人民政府聞知,特別邀請他出席了當地10 月1 日舉辦的國慶觀禮活動。當他站在主席臺上,第一次聆聽著激昂雄壯的《義勇軍進行曲》,仰望著迎風飄揚的五星紅旗時,內心的自豪感和責任感油然而生。
邱士邦回國后,沒向國家提任何生活上的條件,而是立即投身科研第一線。當時,雖說可以用飛機噴灑六六六治蝗,但是試驗面積不大,國產的六六六尚在試產階段,難以滿足大量生產需要。面對國家藥劑有限、噴藥器械不足等諸多困難,邱式邦提出在有條件地區盡可能采用他發明的毒餌治蝗法。這種方法比直接噴粉省藥、經濟、簡單易行,防治蝗蟲的用藥面積可擴大10 倍。毒餌治蝗技術被迅速推廣,1952年應用5.33 萬公頃,1953 年擴大到6.66 萬公頃,防治蝗蟲旗開得勝。然而他在進一步深入蝗區蹲點調查后卻意識到,要根治蝗害,還必須對全國各蝗區的情況了如指掌,對飛蝗的發源地在何處、什么時候發生、蝗蟲的數量密度多大等,都必須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
當時搞治蝗技術調查,條件異常艱苦,馬車牛車是最好的交通工具,風餐露宿習以為常;在縣城入住的“招待所”,往往是四處透風的破廟,睡覺時與臭蟲虱子為伴,身邊與左右橫眉立目的“哼哈二將”為鄰;更困難的還是蝗蟲災害區域大都地處鹽堿荒灘,嚴重缺水,長期工作蹲點,一小盆水要從早上洗臉、中午擦汗,一直用到晚上擦澡洗腳。但是,為了獲得準確的第一手資料,徹底摸清蝗蟲行蹤,邱式邦全然不顧這些,始終堅持在蝗蟲災區第一線深入地研究。
為了能夠根治蝗蟲,邱式邦進一步提出在蝗區建立偵察蝗蟲的基層組織,蝗蟲偵察制度含查卵、查蝻和查成蟲3 個環節,即“三查制度”。當然蝗區大都是最落后的貧困窮鄉,這些具體技術工作很難落實??颗囵B干部、大學生下去偵察,恐遠水難救近火。偌大的蝗區,每年最少數千萬畝,巨大的工作任務,多是文盲的百姓,不懂偵察,怎么辦?必須培訓農民、普及技術,刻不容緩!因為蝗蟲在孵化過程中,處于3 齡前的幼蟲階段尚不具飛行能力最好消滅。這時它們發生面積小,密度集中,抗藥力差,撲打、藥殺最為經濟有效。他和助手李光博等在山東惠民、墾利、沾化、利津等縣忙碌了數月,詳細繪制出蝗區常見的各類蝗蟲,教會不識字的農民識圖、畫圈,比如每平方米有5 個蝗蟲,就圈一個圈,有10 個就圈兩個圈,此調查辦法化繁為簡、化難為易,簡單易學。
同時,為充分調動老百姓偵察蝗蟲的積極性,他又建議上級給偵察人員搞“代耕”,徹底解決他們的吃飯問題。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逐漸建起了一支長期偵察測報隊伍,逐級建立了有固定人員的組織,構成完整的蟲情預報網。建立“三查”技術后,治蝗工作迅速由被動變主動,防治效率大大提高,而且為國家節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1953 年推廣蝗蟲“三查”技術后,全國投入治蝗的勞動量比1951 年減少了80%,為我國開展害蟲預測預報工作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建立完善飛蝗偵察制度和藥劑治蝗的成功,徹底改變了全國治蝗工作的被動局面,我國開始走上了有計劃的科學治蝗道路。同時,由于國家大規模興修水利,實施消滅飛蝗孳生地的措施,飛蝗發生面積由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每年300 萬公頃壓縮到33 萬~40 萬公頃,挽回2 億公斤糧食產量的損失。扼制蝗蟲危害的成功,為保障糧食生產和新政權的穩固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毛澤東主席曾在總結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的報告中著重指出,新中國農業科學研究取得了兩大成就:治蝗與消滅釘螺。邱式邦在半個多世紀前開創的治蝗科學理論、技術方法,至今仍然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綜合防治玉米螟 再為糧食生產立新功
早在20 世紀30 年代,邱式邦就在廣西開始了玉米螟的系統研究工作,結合多年科學實驗經驗,他提出了害蟲防治應該樹立“防重于治”的觀點。他連續3 年進行了玉米播種期與螟害關系的試驗,確定了當地玉米最佳播種期;他觀察了41 個玉米品種,發現玉米品種間的抗螟能力有明顯差異;他通過觀察試驗證明了螟害輕重與玉米生長狀況(株高、莖粗)有顯著的正相關,主張采用玉米螟生存率作為抗蟲性標準,這一標準后來一直被抗性鑒定工作者所采用。他是我國最早重視利用抗螟品種達到減輕螟害的科學家。
1959 年全國暴發玉米螟危害,玉米產量損失很大,邱式邦又一次迎難而上,接受了玉米螟防治研究工作。當時普遍推廣采用六六六灌心防治玉米螟,效果始終不夠穩定。他通過對玉米螟危害習性的深入研究,明確了玉米打苞抽雄前,絕大部分幼蟲集中生活在玉米心葉的縫隙內,這是防治螟蟲害最有利的時機。他認為,理想的心葉期殺蟲劑,不僅在施藥當時要與蟲體充分接觸,在施藥后的較長時間內,也應繼續分布在玉米螟經常生活的部位,而不受玉米由于拔節葉片與農藥分離的影響,保證陸續侵入的幼蟲都能接觸到藥劑而致死。
邱式邦反復研究比較了顆粒劑和液劑施用后在心葉中位置的變化,證明顆粒劑殺蟲效果明顯優于液劑。因為顆粒劑在玉米心葉中能逆玉米葉片生長方向移動,能較長時間存在于葉鞘部位與玉米螟幼蟲接觸,即使玉米抽雄后一部分玉米螟在葉鞘內或經葉鞘鉆入莖稈時,藥劑仍能發揮殺蟲作用。在這些研究工作的基礎上,他和助手周大榮等又研制了5% 滴滴涕和1% 林丹六六六顆粒劑,不僅能夠防治一代玉米螟,還可兼治二代玉米螟,新技術大面積示范效果顯著,很快在全國推廣應用,為控制農業重大害蟲,保障國家糧食生產再立新功。
殫精竭慮探規律 提出植保工作總方針
作為我國害蟲生物防治研究的先驅者之一,邱式邦早年在害蟲防治工作中,就十分重視自然天敵的重要作用,試圖通過提供適生環境和利用人工飼養增殖釋放天敵等途徑,達到提高天敵控制害蟲的作用。這在我國早期生物防治技術發展過程中是一個具有指導意義的認識。
在20 世紀30 年代末和40 年代初,邱式邦就開展了松毛蟲天敵種類調查、玉米螟的卵寄生蜂和甘蔗棉蚜主要天敵的觀察及飼養研究。但由于多種原因,直到70 年代,邱式邦才有機會將主要精力逐步轉移到生物防治研究工作上來。那時他在河南民權棉區蹲點,開展對草蛉的利用研究。他和小組人員研究草蛉幼蟲集體飼養的方法,解決了幼蟲互相殘殺、人工飼料、田間釋放及米蛾飼養等多項技術難題。他利用秋季自然界大量發生的成蟲,加以保護并結合飼養的方法,較之大量。
繁殖草蛉幼蟲能節省大量勞動。這樣既可得到廉價的天敵,又可以按需要隨時打破休眠,進行田間釋放應用,人為地增加春季草蛉基數,在控制害蟲上贏得了時間和空間的主動。該項研究得到國內外生防專家的高度評價,1978 年獲全國科學大會獎。
20 世紀50~60 年代,國內外防治害蟲主要依賴化學農藥,并遵循防治害蟲要“治早、治小、治了”的指導思想,長期過量使用化學農藥出現和暴露了一系列的矛盾。邱式邦敏銳地認識到,必須深入研究探討我們未來的植物保護技術策略,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1974 年,他在全國第一次農作物主要病蟲害綜合防治討論會上,指出綜合防治是植物保護工作的方向。1975 年在全國植物保護工作會議上,又作了有關“預防為主,綜合防治”專題報告。在這次大會上,農業部正式確定“預防為主,綜合防治”為我國植物保護工作的大政方針。這八個字,是邱式邦從解決農業生產實際問題上升到植物保護科學技術理論創新的集中體現。
在邱式邦的積極倡導下,中國農業科學院1980 年1 月成立了生物防治研究室(1990 年8 月更名成立生物防治研究所),創辦了《生物防治通報》專業期刊(1995 年更名《中國生物防治》),并與30 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了天敵引種交換業務,對推動我國生物防治科學技術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從化學防治到生物防治的觀念變化,是邱式邦植物保護研究思想的重大飛躍?!耙獮樽訉O后代留下一塊綠色凈土”,邱式邦以他孜孜不倦的努力,實現著發展我國生物防治科學事業的美好夙愿。從邱式邦的身上,我們能夠感受到老一代科學家身上所特有的為國分憂、為民解愁、甘于奉獻的崇高精神境界。邱式邦在《院士風采錄》上自題:“廣泛地學習,詳盡地詢問,謹慎地思考,清楚地辨析,切實地實現?!鞭r業部原部長何康為他的題詞是:“農業衛士,生防先鋒”。這就是邱式邦院士輝煌成就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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